这难道不是“诱拐儿童的游牧民”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的起源？我们清楚地看到，尤其是在最后一个案例之中，特殊的团体怎样被设置为战争机器之中的决定性的权力要素。这是因为，战争机器和游牧生存需要同时驱除两种事物：一种是世袭的贵族阶层的复辟，另一种则是帝国官僚的形成。使所有问题变得复杂的正是这种情况，即，国家自身往往果断地起用奴隶担任高官：我们将看到，这并非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且，尽管两股潮流汇聚于军队之中，但它们的来源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奴隶、外国人、俘虏在一部游牧起源的战争机器之中所拥有的权力迥异于世袭的贵族阶层，也迥异于国家的官员和官僚。他们是“专员”、密使、外交官、间谍、战略家和后勤专家，还常常是铁匠。不能以“苏丹的突发奇想”来解释他们。相反，要想解释战争首领的可能的突发奇想，就应该基于这个独特的数字性团体、这个只有相关于nomos才有价值的密码的客观必然的存在。既存在着一种解域，也同时存在着一种生成，它们都归属于战争机器：特殊团体，尤其是奴隶一异端一外国人，就是一个生成为战士和教徒的团体，而在此种生成之中，它仍然保持着与国家和家族谱系相关的解域。应该作为一个异端，以便生成为一个教徒；应该生为奴隶，以便生成为一个战士。特殊的学校和体制是必需的：特殊团体是战争机器所特有的发明，国家不断地利用着它，或者，将它服务于它们自己的目的，从而使它变得面目全非；或者，以一种谋士的官僚体制的形式来重新恢复它；或者，以一种由极为特殊的团体所主导的专家治国的形式来恢复它；或者，以既为国家服务，又反抗着国家的“团体精神”的形式恢复它；或者，是在专员之中恢复它，但这些专员既为国家服务，又构成了国家的复本。
确实，游牧民没有历史，他们只有一种地理学。而游牧民族的败落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历史与国家的胜利融为一体。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一种泛化的批判，它否定了游牧民族，因为他们无力进行任何技术的或冶金的、政治的、形而上学的创新。资产阶级和苏俄的历史学家[格鲁塞（Grousset）和弗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tsov)]都将游牧民族视作一群可怜的人类，他们什么也不懂：不懂技术，因为他们据说对技术漠不关心；不懂农业、城市和国家，因为他们摧毁或征服了它们。然而，难以理解的是，如果游牧民族不曾拥有发达的冶金术的话，那他们又怎么可能在战争之中获得胜利？有人认为，游牧民族是从一个帝国的叛离者们那里获取了他们的技术性的武器和政治上的参谋，但此种观点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很难理解，如果不是凭借着一种游牧组织和一部战争机器，游牧民族又何以试图摧毁城市和国家？这种组织和这部机器不能以无知来界定，而只能以它们的肯定的特征、它们的独特的空间、它们那特有的摆脱了家族谱系并抵御着国家形式的构成来界定。历史不停地否弃着游牧民族。人们想要将一种全然军事的范畴施加于战争机器之上（“军事民主制”)，想要将一种全然定居的范畴施加于游牧运动之上（“封建制”)。然而，这两个假说都预设了一种界域的原则：或者，一个帝国将战争机器据为己有，将土地分封给战士，作为他们的职位的福利[斯巴达的土地分配（cleroi)和伪采邑（fauxfiefs)]；或者，地产一旦变为私有，它自身就在组建起军队的地产业主之间确立起依附的关系(真正的采邑和封臣①)。在这两种情形之中，数字都被从属于一种“固定的”税收制度，这既是为了构成那些可被让与或已被让与的土地，也是为了确定受益人自己应该缴纳的税赋。无疑，游牧组织和战争机器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既在土地的层次之上，也在税制的层次之上，正是在这些层次之上，游牧战士是伟大的创新者，无论人们做出过怎样相反的论断。然而，准确说来，他们所发明的是一种“动态的”界域性和税制，这些都印证了一种数字原则的自主性：在系统之间或许存在着融合或结合的可能，但游牧系统的特性始终是将土地从属于移动、展布于土地之上的数字，将税赋从属于这些数字之间的内在关系[比如，在摩西那里已然如此：税赋介入到数字性团体和数字的特有之体(le corps special du nombre）之间的关联之中]。简言之，军事民主制和封建制远不能解释游牧民族的数字性构成，它们所体现的毋宁说只是游牧民族身上那些残存的定居体制之中的特征。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柏柏尔人之中的铁匠所构成一种特殊团体，即 Enaden(“他人”)；这些他人原来是苏丹的奴隶，或是撒哈拉沙漠之中的犹太移民，或是圣路易骑士的后裔。参见 René Pottier，«Les artisanssahariens du métal chez les Touareg», in Métaux et civilisations, 1945—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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