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工具和武器并非“倾向性地（tendantiellement）”（近似性地）拥有与运动、与速度之间的同样的关联。保罗·维利里奥的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强调了武器一速度之间的此种互补性：武器创造出速度，但反之，速度之发现也创造出武器（由此产生出武器的投射的特征)。战争机器释放出一种速度的矢量，它是如此的独特，以至于必需一个专门的名称：它不仅仅是毁灭的力量，而且是“速度政权”(“dromocratie”）(=nomos)。除了其他的优点，此种观念还表述了狩猎和战争之间的一种新的区分模式。因为，确实，不仅战争并非源自狩猎，而且，狩猎也并未推进武器的发展：要么，战争在武器一工具之间的难以区分的和可转换性的范域之中进行演化，要么，它出于其自身的利益而运用了已经被区分的、已经被构成的武器。正如维利里奥所说，战争出现的时刻绝非是当人将狩猎者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运用于人本身的时候，相反，它出现于当人截获了被捕猎的动物的力量并进入到一种与人之间的全新关系（即战争的关系）之中的时候（敌人，而不再是猎物)。因此，战争机器是畜牧的游牧民族的发明，这并不令人惊奇：动物的饲养和训练不应该与原始人的狩猎或定居民族的动物驯养相混淆，事实上，它就是对于一种投射和抛射之系统的发现。战争机器并不是逐步实施一种暴力，也不是“一劳永逸地”形成一种暴力，相反，通过畜牧和驯兽，它建立起一整套暴力的经济学，也即，一种使得暴力变得持久乃至无限的方式。“鲜血喷涌，瞬间置于死地，这与暴力的无限制的运用相反，也即，与它的经济学相反。……暴力的经济学不是作为动物饲养者之狩猎者的经济学，而是被捕猎的动物的经济学。在对坐骑的驾驭之中，人们维持着马的运能和速度，而不再是它的蛋白质（动力，而不再是肉体)。…于是，在狩猎之中，猎人试图通过一种系统性的屠杀来阻止野性的动物本能的运动，但动物的饲养者保存此种运动，而骑士则通过训练来与此种运动结合在一起，指引它的方向、促使它加速。”更具技术性的发动机将会进一步发展此种趋向，但“坐骑是战士的第一个投射器，他的第一个武器系统。”①由此产生出战争机器之中的生成一动物。这是否意味着，战争机器并不先于骑术与骑兵而存在？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战争机器包含着对于一种速度矢量的释放这种矢量已然变为自由的、独立的变量，它并非产生于狩猎之中，因为狩猎的速度首先与被捕猎的动物相关。一支步兵部队同样有可能释放出此种竞速的矢量，而不必借助于坐骑；此外，还有这样的可能，即坐骑虽然是存在的，但却是作为运输或运送的手段，因而与自由的矢量无关。然而，无论怎样，战士从动物那里所借用的更多的是一种动力的观念，而非一种猎物的原型。他没有通过将猎物的观念运用于敌人身上而使其普遍化，相反，他抽取出动力的观念，并将它运用于他自身。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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