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为何我们将问题后推，并追问战争自身是否是战争机器的目的。这绝非是显而易见的。在战争（有或没有战斗）以敌军的毁灭或投降为目的这个意义上，战争机器并非必然以战争为目的[比如，劫掠（razzia）应被视作另一种目的，而非战争的某种特殊形式]。然而，更普遍地说，我们已经看到战争机器是游牧民族的发明，这是因为它在本质上就是平滑空间的构成要素，就是对此种空间的占据，以及在此种空间之中的移动，并形成相应的人类的复合体：这就是它的唯一的、真正明确的目的(nomos)。使沙漠和草原得以拓张；而不是反之使它们变得荒凉。如果说战争是其必然的结果，这是因为战争机器冲击着国家和城市，并将这二者作为与它的明确目的相忤逆的（纹理化的）力量：从此，战争机器就将国家、城市、国家和城市的现象当作敌人，它的目的就是去毁灭它们。正是在这里，它才变为战争：毁灭国家的力量，摧毁国家之形式。匈奴王阿提拉（Attila）或成吉思汗的历险鲜明体现了这种从肯定性目的向否定性目的的更迭。若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说，战争不是战争机器的目的和条件，而是必然伴随着、完成着后者；若以德里达的方式说，战争则是战争机器的“替补”。甚至有可能，此种替补性是在一种充满焦虑的逐步呈现过程之中被理解的。比如，摩西的历险：离开埃及王国，投身于沙漠之中，他开始形成一部战争机器，灵感则是来自希伯来游牧部落的古老历史以及他那位来自游牧部落的岳父的建议。这是一部正义的机器，但已经是战争机器，只不过尚未将战争作为目的。然而，一点点、一步步，摩西意识到战争是这部机器的必然替补，因为它遭遇到，或必须穿越城市和国家，因为它必须将暗探遣作前行(侦察部队），因为它或许会走向极端（毁灭性的战争)。于是，犹太人体察到了怀疑和忧惧，即他们并非足够强大；然而，摩西也有他的怀疑，在这样一种替补显现之际，他却退缩了。发动战争的是约书亚（Josué）而非摩西。最后，若以康德的方式说，战争和战争机器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但却是“综合的”(必须由耶和华来进行此种综合)。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劳伦斯(T.E. Lawrence)的作品(Les sept piliers，Payot，ch. XXXIII；以及《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游击战的科学”词条）始终位列于研究游击战的最重要的文本之中，它们呈现出一种“反福熙”的立场，进而提出了一种非一战斗的观念。然而，非一战斗具有一段并不仅仅依赖于战争的历史：(1）战争理论之中关于“战斗”和“演习”之间的传统区分(参见 Raymond Aron，Penser la guerre，Clausewitz，Gallimard，t.I，pp.122一131)；(2)运动战重新质疑战斗的地位和重要性的方式[萨克斯(Saxe)元帅已经提出了此点；以及有关拿破仑战争之中的战斗的争议性问题]；(3)最后，更为晚近的，则是以核武器的名义对战斗所进行的批判，核武器具有一种威慑性的作用，而传统的武力则只有一种“测试（test）”和“演习”的作用（参见 «la conception gaulliste de la non-bataille»，以及 Guy Brossollet，Essai sur la non-bataille)。最近向战斗观念所进行的回归并不能仅仅用技术因素（比如战略核武器的发展）来解释，它所涉及的政治思索恰恰决定了在战争中赋予战斗（或非战斗）何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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