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问题因而被后推，并被归属于战争机器和国家装置之间的关联。最早发动战争的并非国家：当然，战争并不是一种人们可以在自然的普遍性之中所发现的现象，也即作为任意的暴力。然而，恰恰相反，战争并不是国家的目的。最古老的国家甚至看起来并不拥有战争机器，我们将看到，它们的统治是奠基于其他机构之上的(更准确说，其中包括警察和监狱)。可以设想，那些古老但却强大的国家之所以骤然间灰飞烟灭，其中一个深奥莫测的原因就恰恰是一种外源的或游牧的战争机器的发明，正是它回击、摧毁了国家。然而，国家很快就接受了教训。从通史的角度来看，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家会怎样将战争机器据为己有，也即为自己构造出一部与它的尺度、统治和目的相一致的战争机器？这又具有何种危险？（我们所说的军事机构或军队根本不是战争机器本身，而仅仅是国家为了将它据为己有而采取的形式)。为了把握此举的悖论性特征，应该对假设进行完整概述：（1）战争机器是游牧民族的发明，它并不是将战争作为首要的目的(objet)，而是作为次要的、替补的或综合的目标(objectif)，因为它注定要去摧毁那些与它相冲突的国家一形式和城市一形式；(2）当国家将战争机器据为己有之时，后者明显改变了其本性和功能，因为它现在被转而用来对抗游牧民族和所有那些国家的毁灭者，或者，它表现的是国家之间的某种关系一个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要摧毁另一个国家、或将自己的目的强加给后者；(3）正是在国家将战争机器据为己有之后，战争机器才试图将战争作为直接和首要的目的，作为“分析的”对象（而战争则试图将战斗作为目的)。简言之，以下三者是同时进行的：国家装置将一部战争机器据为己有，战争机器将战争作为目的，而战争又沦为国家目的（buts）的附属。
这个据为已有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是如此的多变，以至于应该对其进行细分。第一个问题涉及操作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战争只是游牧的战争机器的替补的或综合的目的，所以战争机器才遭遇到了对于它来说将会是致命的迟疑，由此国家装置才得以攫取战争、并将战争机器转而用来对抗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迟疑往往是以传奇的方式被表现出来：对于被征服和被穿越的土地，该做些什么呢？将它们变为沙漠、草原、开阔的牧场？抑或容许一个国家装置继续存在，这个装置能够对它们直接进行开发，但危险却在于，游牧民族自己迟早会沦为这个装置的一个新的朝代？说“迟早”，这是因为（比如）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有能力通过部分地与被征服的帝国相融合而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又在草原上保持着一种将那些帝国中心归入其中的平滑空间。这就是他们的天才之处，蒙古和平(Paxmongolica)。然而，事实仍然是，游牧民族与被征服的帝国之间的融合是国家装置得以将战争机器据为已有的最为有力的因素之一：游牧民族终于屈服于这个不可避免的危险。然而，还存在着另一个危险，它威胁着对战争机器进行占有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感受到了这个危险的分量，以及此种占有令它们陷入其中的那些风险)。帖木儿（Tamerlan）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绝非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而恰恰与后者相对立：帖木儿构建起一部转而对抗游牧民族的异想天开的战争机器，但正是因此，他却不得不建立起一个更为滞重、更不具生产性的国家装置，它仅仅作为对这部机器进行占有的空洞形式而存在。①令战争机器转而对抗游牧民族，这会令国家陷入这样一种危险之中，它与游牧民族用战争机器来对抗国家所导致的危险同样严重。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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