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看来，在真实战争和作为理念的绝对战争之间的此种区分是极为重要的，但我们或许应采用另一种有别于克劳塞维茨的标准。纯粹的理念并非涉及某种对敌手的抽象歼灭，而是涉及一部恰恰并不以战争为目的的战争机器，后者与战争之间只有一种潜在的或替补的综合性关系。这样，在我们看来，战争机器绝非如克劳塞维茨所认为那样仅是真实战争之中的一种情形，相反，它是适合于理念的内容，是理念的发明，有着它自身的目的和空间，它构成着nomos。然而，它仍然是一个理念，因而必须维护纯粹理念的概念，即便这部战争机器是由游牧民族所实现的。毋宁说，是游牧民族将自身保持为一种抽象、一个理念，以及某种真实的（réel）但非现实的（actuel）的事物，这是出于不同的原因：首先，正如我们所见，这是因为游牧运动的要素事实上与迁移、巡游、季节性放牧的要素混合在一起，但这并不影响概念的纯粹性，而是引入了始终是混合性的目的，或空间与复合体之间的种种组合，这些从一开始就已经反作用于战争机器。其次，即便是在其概念的纯粹性之中，游牧的战争机器也必然实现着它与作为替补的战争之间的综合性关系，此种关系的呈现和发展正是为了对抗、摧毁国家一形式，这就是关键所在。然而，准确说来，它无法实现此种替补性目的和综合性关系，除非国家能够发现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的机会，以及使战争成为这部被逆转的机器的直接目的的方法（这样，游牧民族之融入国家从一开始、从战争反抗国家的最初行动开始就是一种贯穿着游牧运动的矢量)。
因而，问题更在于对战争机器的占有，而非战争的实现。国家装置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使它从属于“政治的”目的，与此同时，又将战争作为它的直接目的。同一种历史趋势使得战争基于一种三重视角出发进行演化：从熔铸的形象发展到名副其实的占有的形式，从有限的战争发展到所谓的全面战争，并对目的(but）和对象（objet）之间的关系进行转化。然而，使国家的战争变为一种全面战争的那些因素是与资本主义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这涉及将不变资本投入到战争的物资、工业和经济之中，将可变资本投入到民众的肉体的和精神之中（民众既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又作为战争的受害者)。①实际上，全面战争不仅仅是毁灭性的战争，而且还出现于这样的时刻：即，当毁灭不再仅仅将敌军和敌对的国家，而且将全体人民及其经济作为其“核心”之时。这双重投入只有在有限战争的前提条件之下才能实现，而这一事实就揭示了资本主义那种发展出全面战争的不可抗拒的趋势。②因此，全面战争确实仍然从属于国家的政治目的，它所实现的仅仅是国家装置得以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的那些最大限度的条件。然而，同样确实的是，当被占有的战争机器的目的变为全面战争之时，那么，在所有条件的整体这个层次之上，对象和目的就进入到新的关联之中，这些关联可能发展至对立的程度。克劳塞维茨的踌躇正是由此而发，当他指出，全面战争有时保持为一种被国家的政治目的所限定的战争，有时又倾向于实现无条件战争的理念。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目的本质上始终是政治性的、是被国家所决定的，但对象本身却变为无限制的。我们可以说，占有转变了方向，或更确切地说，国家试图释放出、重构起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而它自身只是这部机器的可对立的或相并置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部世界性的战争机器是“源自”国家的，它具有两种先后相继的形象：首先是法西斯主义的形象，它使战争成为一种无限的运动，这种运动除了它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不过，法西斯主义仅仅是一个雏形，而后一法西斯主义的形象则是一部战争机器的形象，它直接将和平作为其对象，作为恐怖或幸存的和平。战争机器重新形成了一种平滑空间，它现在试图控制、包围整个地球。全面战争已然被超越，但却趋向于一种更为恐怖的和平的形式。战争机器将世界秩序作为自身的目的，而国家无非只是适合于这部新机器的对象和手段而已。正是在这里，克劳塞维茨的公式确实被逆转了；因为，为了能够说政治是以其他方式所延续的战争，仅仅颠倒词语的顺序是不够的，就好像它们能够以随便哪一种顺序被说出；必须遵循着真实的运动，在此种运动的终结之处，已然占有了一部战争机器并使它服从于自身目的的国家又再度给出了一部战争机器，这部机器承担起目的，占有了国家，并具有了愈发广泛的政治功能。 ③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Clausewitz，De la guerre，尤其是第 VIII 部。以及雷蒙·阿隆对这三个论题所进行的评述，Penser laguerre，Clausewitz，第Ⅰ卷（尤其是“为何会有第二种类型的战争？”p.139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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