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现实的状况是令人绝望的。我们已经看到，世界性的战争机器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像一部科幻小说的叙事；我们已经看到，它将一种或许比死去的法西斯主义更为可怕的和平作为自身的目的；我们已经看到，它维持着、引发着那些最为骇人的局部战争，将它们作为它自身的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它确定了一种新类型的敌人，不再是另一个国家，甚至也不再是另一种体制，而是“非特定的敌人”；我们已经看到，它设置了反游击战的要素，以便能够一次性地（而非两次）将其出其不意地捕获……然而，使得国家的或世界的战争机器得以可能的那些条件—即不变资本（资源和物资）和人力的可变资本—也同样不断重新创造出出乎意料的反击的可能性和未曾预见的独创性，它们决定着变异的、少数的、大众的、革命的机器。非特定的敌人这个界定印证了这一点：“道德的、政治的、颠覆性的、经济的（等等）秩序所具有的操控而遍在的多重形态……”，难以被确定的物质资料的破坏者或人类的背叛者，他们有着最为多样的形式。①第一个重要的理论要素就是，战争机器有着极为多变的意义，而这正是因为战争机器与战争本身有着一种极为多变的关系。战争机器并不具有均一的界定，它所包含的绝非仅仅是武力在量上的增长。我们已经尝试对战争机器的两极进行界定：在一极上，它将战争作为目的，并形成了一条可延伸至世界边界的线。然而，战争在这里所呈现的种种形态（有限战争、全面战争、世界性组织）根本没有体现出战争机器的被设定的本质，它们所体现的，要么只是国家得以对这部机器（无论其力量为何）进行占有的条件之整体，甚至最终将它延伸至整个世界的范围；要么是支配性的秩序，而国家也只是其中的构成部分。另一极似乎是本质性的，在这里，具有无限小“量”的战争机器的目的不再是战争，而是勾勒出一条创造性的逃逸线，构成一个平滑空间以及人们在这个空间之中的运动。在这另一极上，这部机器确实遇到了战争，但却把后者作为它的替补的和综合的对象，从而使其转而反抗国家以及国家所体现的世界性的公理体系。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鲁登道夫(Ludendorf，La guerre totale，Flammarion)指出，发展的过程将越来越高的重要性赋予战争之中的“人民”和“内政”，而克劳塞维茨仍然偏重军队和外交。此种批评总体说来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克劳塞维茨的某些文本。我们也可以在列宁和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作品之中发现同样的批评(尽管他们所形成的人民和内政的概念很明显与鲁登道夫截然不同)。某些学者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无产阶级的起源既是工业，亦是战争，尤其是海军：比如，Virilio，Vitesse et politique，pp.50—51，86—87。
② 正如内夫(J.U.Nef)所揭示的，正是在“有限战争”的重要时期（1640—1740)，才形成了集中、积聚、投入的现象，它们后来决定了“全面战争”的出现：参见 La guerre et le progrès humain，Éd. Alsatia。拿破仑的战争代码体现出这样一个转折点，它使得全面战争的要素获得加速发展：动员、运输、投资、信息，等等。
③ 关于此种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超越”，全面战争，以及克劳塞维茨公式的新逆转点，参见维利里奥在《领土的不安全性》(L'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之中的种种分析，尤其是第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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