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不能赋予这个图式以一种因果性的含义（我们所援引的那些作者们并未这样做)。首先，战争机器什么也没有解释：因为，要么，它是外在于国家的，因而被导向与国家相对抗；要么，它已经归属于国家，已经被熔铸或占有，因而以国家为前提。如果它介入到国家的演化之中，那它就因而必然与其他的内在因素结合在一起。由此出现了第二点：如果存在着一种国家的演化，那么，第二极—演化的那一极——就必然与第一极处于共振之中，它必然持续地以某种方式重新为后者提供能量，而国家必然只有一个内部性的环境，也就是说，它必然具有一种构成上的统一性，即便国家之间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甚至应该说，任何国家都必须具有两极，作为它的存在的本质性环节，尽管这两极的组织方式是多变的。第三，如果我们将国家的此种内在本质或统一性称为“捕获”，那就必须说“魔法式捕获”这个词恰当地描绘了形势，因为它总是呈现为已经完成的和自我预设的；然而，该怎么来解释此种捕获，既然它并未指向任何明确的、可限定的原因？这就是为何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总是同义反复。有时，人们援引与战争机器相关的外源的因素；有时，又援引内源的因素，这些因素被认为是产生了私有财产、货币，等等；最后则是援引一些特殊的因素，它们被认为是决定了“公共事务”的形成。我们可以在恩格斯的作品之中发现这三种论点，它们关涉一种关于多种多样的统治（Domination）之道的概念。然而，它们却将问题当作预设。战争产生了国家，但前提是这二者之中至少有一个已经预设了国家的存在；战争的组织是国家的要素，但前提是此种组织归属于国家。要么，国家不拥有战争机器（在拥有士兵之前，它拥有的是警察和狱卒）；要么，国家拥有战争机器，但却是以军事机构或公共事务的形式。②同样，私人财产以国家的公共财产为前提，它渗入后者的网络；货币则以税收为前提。更难令人理解的是，公共事务如何能够先于它们所预设的国家。我们总是被引回到这样一个国家，它是骤然出现的，并且在诞生时就已然完全成形：一个无条件的原始国家（Urstaat)。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Marcel Detienne, Les mâtres de vérité.., 以及 «La phalange, problèmes et controverses»(in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en Grèce ancienne, Mouton)。同样参见 J.-P. Vernant, 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grecque.
② 阿尔芒(Jacques Harmand，La guerre antique，P.U.F.，p.28)援引了“近公元前 1400 年时在法老王佩比(Pepi）一世治下的一项动用庞大人力的工程，它主要是由名为乌尼（Ouni)的官员所指挥的”。即便是摩尔根(Morgan）所描绘的军事民主制也预设了一个帝国式的古老国家，但却没有对其进行解释[德蒂恩和韦尔南的著作确证了这一点]。这个帝国式国家自身首先是通过警察和狱卒（而非战士）进行运作的：参见 Dumézil，Mitra-Varuna，pp.2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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