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受到质疑（曲折的运动，此处或彼处所缺失的阶段，不可还原的整体性的断裂)。我们尤其已经看到，皮埃尔·克拉斯特尔试图根据两个论点来瓦解进化论的框架：（1）所谓的原始社会并非一种无国家的社会（就其未能达到某个特定的阶段而言)，而是反一国家的社会，它组构起种种机制来抵御国家一形式，从而使得国家一形式的结晶化不可能实现；(2）当国家出现之时，它呈现出一种不可还原的断裂的形式，因为它不再是生产力的某种循序渐进的发展的结果（即便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也不能根据一种经济基础来界定②)。然而，人们不能通过一种截然的断裂来摆脱进化论：在其研究工作的晚期，克拉斯特尔坚执这些反国家之社会的先在性和自给自足性，并将它们的机制归结于一种对它们所要阻止的、尚未存在之物的玄奥难解的预感。更普遍地说，人种学对考古学所表现出的那种反常的冷漠令人惊讶。看起来，人种学家们局限于各自的领域之中，他们很愿意以一种抽象的、（在必要时以）结构的方式对彼此的领域进行比较，但却拒绝将他们的领域与考古学的领域相对比，因为后者危及他们自身领域的封闭自足的状态。他们为那些原始人摄影，但却预先禁止将人种志和考古学这两种地图进行并置和重叠。加泰土丘本来可以拥有幅员三千公里的影响区域；那又怎么能将原始社会和帝国的并存关系（甚至是在新石器时代）这个不断被提出的问题忽略不计？只要考古学仍然被忽略，那么，人种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就会被还原为一种观念性的对立，因而无法摆脱无历史的社会或反历史的社会这个荒唐的主题。并非所有的一切都与国家相关，但这恰恰是因为国家始终存在、到处存在。不仅写作是以国家为前提，而且话语、语言和言语都是如此。原始公社的自给自足性、独立性、先在性，这些都是人种学家的一种幻想：不是说这些公社必然依赖于国家，而是说它们与国家并存于一种复杂的网络之中。很有可能的是，原始社会“从一开始”就在彼此之间维系着一种远距离的关系，而非仅仅是临近的关系，这些关系是由国家所形成的，尽管国家只能对它们进行一种部分性的、局部的捕获。独立于书写的话语自身和语言并未界定那些彼此能够理解的封闭群体，从根本上说，它们所确定的是那些彼此互不理解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存在着言语活动，那它首先是发生于那些不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之间。言语活动是为此而形成的，是为了翻译，而不是为了沟通。在原始社会中，存在着如此众多的“探求着”国家的趋势，如此众多的在国家的方向上运作的矢量，正如在国家之中或之外也存在着同样众多的运动，这些运动倾向于摆脱国家，抵制国家，或促进国家的发展，或甚至是已然准备废除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并存的，处于持续的互动之中。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 J. Mellaart，Earliest Civilizations in the Near East，以及 Catal Hüyük，Londres。城市学家雅各布斯(JaneJacobs)从中得出了一种帝国的模型，她称之为“新黑曜岩”(一种用于工具制造的火山岩的名字)，它可以回溯至新石器时期的开端，甚至更早。她强调了农业的“城市”起源，以及杂交在城市的谷物储备之中的作用：是农业以储备为前提，而非相反。在一项尚未出版的研究之中，让·罗伯特(JeanRobert)分析了梅拉特(Mellaart)的论点和雅各布斯的假说，并将它们运用于新的视角之中：Décoloniserl'espace。
② Clastres，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我们已经看到，根据克拉斯特尔，原始战争是阻止国家形成的主要机制之一，因为它维持着小型的节段性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分散。然而，从这个观点看，原始战争亦始终从属于这些阻止性的机制，因而并未变成一部自主性的机器，即便有时它包含着某个专门化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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