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经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采集者一猎人一动物饲养者一农民一工业家”这样一种多分枝的进化也不太令人置信。同样，如“游牧民族一半游牧民族一定居民族”这样的人种学进化论也好不到哪里去。而“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地域性群体一村庄和小城镇一城市一国家”这种生态学的进化论就更是如此。只需将这些抽象的进化结合在一起，就足以令所有的进化论土崩瓦解：比如，是城市创造了农业，但却没有经历小城镇的阶段。再举一例，游牧民族并非先于定居民族，毋宁说，游牧是一种影响着定居民族的运动和生成，正如定居是一种令游牧民族安定下来的止歇：针对这个方面，格里亚兹诺夫（Gryaznov）已经证明，最为古老的游牧运动恰恰只能被归属于那些族群，他们放弃了半城市性的定居或原始的流动，以便开始过游牧的生活。①正是在这些条件之下，游牧民族发明了战争机器，它占据着或充满着游牧空间，对抗着城市和国家，试图废除它们。原始人已经拥有了致力于阻止国家形成的战争机制(mécanismes)；只不过，当这些机制以一部特殊的对国家进行回击的游牧运动机器的形式而获得自主性之时，它们就发生了变化。不过，我们不能由此就推论出一种如下的进化过程，即便是曲折的进化：从原始人到国家，再从国家到游牧的战争机器；或者至少，曲折的运动不是前后接续的，而是经过了一种拓扑学的轨迹，它在这里界定了原始社会，在那里界定了国家，而在别处又界定了战争机器。即使当国家占有了战争机器、再度改变了它的本性之时，这也是一种转移和转换的现象，而非进化。游牧民族只有在生成之中、在互动之中才能存在；但原始人也是如此。历史所做的无非是将一种生成式的并存转译成一个前后接续的序列。可能存在着移动放牧的群体，半定居的群体，定居的群体，或游牧的群体，但它们却不必因此就作为国家的预备阶段；国家已经在那里，在别处，或在近旁。
-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根据格里亚兹诺夫，在铜器时代，是那些定居的农民进入草原，并开始过游牧生活：这正是进化之中的曲折运动的一个案例。参见 Sibérie du Sud，Nagel，pp.99，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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