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至少可以说，采集者一狩猎者虽然是“真正的”原始人，但却始终作为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或最低限度的前提，无论我们将其回溯到多远？要想持有此种观点，就必须以某种极不充分的因果性概念为前提。确实，人文科学—及其唯物主义、进化论甚或是辩证法的图式落后于物理学甚或生物学之中的那些丰富的、复杂的因果关系。物理学和生物学向我们呈现出颠倒了的因果性，它与目的论无关，但却体现出一种未来对于当下的作用，以及当下对于过去的作用：比如，汇聚的波和预先的潜能就包含着一种颠倒的时间。不只是断裂或曲折，而且是这些颠倒的因果性瓦解了进化的过程。同样，在我们所关注的领域之中，说新石器时期甚或旧石器时期的国家一旦出现就会反作用于周边的狩猎者一采集者的世界，这并不充分；它在出现之前就已经在发生作用了，作为这些原始社会自身所要抵御的现实的边界，或作为它们所汇聚的点，只不过它们唯有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才能触及这个点。在这些社会之中，同时存在着沿着国家的方向运动的矢量、对国家进行抵御的机制，以及一个汇聚点（它在被接近的同时也被后推、置于外部)。抵御，同样也是预期。当然，真实存在的国家，以被抵御的边界的形式而预先存在的国家，这二者是既然不同的；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不可被还原的偶然性。然而，为了赋予对尚未存在之物的“预感”（pressentiment）这个观念以一种明确的意义，必须证明那尚未存在之物已经在发生作用了，只不过这种作用的形式不同于其实现的形式。一旦出现，国家就反作用于狩猎者一采集者，将农业、畜牧业、一种广泛的劳动分工（等等）强加给他们：由此呈现为一种离心的或发散的波的形式。然而，在出现之前，国家已经以狩猎者一采集者的收敛的或向心的波的形式在发挥作用了，这种波恰恰是消弭于汇聚点上，这个点标志着符号的颠倒或国家的出现（因而，这些原始社会有着一种功能性的、内禀的不稳定性)。①然而，从这个观点出发，有必要思索两种颠倒的运动、时间的两个方向之间的共时或并存—国家“之前”的原始人和原始人“之后”的国家，就好像它们是两股波：在我们看来，它们相互排斥，彼此承继，同时展开于一个“考古学的”、微观政治的、微逻辑的（micrologique）分子场之中。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让·罗伯特发展了这个有关一种“符号和讯息的颠倒”的观念：“在第一个阶段，信息的流通主要是从周边向中心，然而，从某个临界点开始，城市开始向乡村世界放送出越来越迫切的讯息”，由此就变为了输出者(Décoloniser l'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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