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着一些集体性的机制，它们同时既抵御、又预期着一个中心权力的形成。这样一个中心的出现因而是某个阈限或程度的一种功能，逾越这个阈限或程度，被预期之物就会获得或失去容贯性，被抵御之物则突破了边界而最终降临。这个容贯性或限制性的阈限不是进化性的，它与逾越它的事物并存。此外，应该对不同的容贯性阈限进行区分：城市与国家并不是一回事，无论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补性。“城市革命”和“国家革命”可能会同时发生，但却不会彼此融合。在这两种情形之中都存在着中心权力，但却有着不同的形象。一些学者已经在帝国的或王权的系统（宫殿一寺庙）与城镇的系统之间做出了区分。在两种情形之中都存在着城市，但在前者之中，城市是宫殿或寺庙的衍生物，而在后者之中，宫殿和寺庙则是城市的一种固化。在前者之中，最卓越的城市是首都，而在后者之中，则是大都会(métropole)。苏美尔人那里已经体现出一种城市的解决方案，它与埃及的帝国的解决方案有所不同。然而，从更大的范围上来看，是地中海世界——通过佩拉斯吉人(Pelasges)、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东方帝国之组构的城市网络。①还是在这里，关键之处仍然不在于进化，而是涉及两种并存的容贯性阈限。它们的差异体现于不同的方面。
城市与道路相关。它只有作为某种流通和循环的功能才能存在；它是它所创造的或创造它的循环之上的一个突出的点。它为入口和出口所界定，必须有某种事物进入它，离开它。它强行规定了一种频率。它对无生命的、有生命的或人类的物质实施一种极化；它使得系与流沿着水平线经过这里或那里。它是一种超容贯（trans-consistance）的现象，一种网络，因为它从根本上与另外的城市相关联。它体现了一种解域的阈限，因为无论何种物质被介入，它必须被充分解域化，以便进入到网络之中，从属于极化，遵循着城市和道路的再编码的循环。最大化解域出现于商业的和海洋的城市脱离内陆和乡村的趋势之中（雅典、迦太基、威尼斯……)。人们往往强调城市的商业特征，但这里所说的商业也同样是精神性的，正如在一个寺院和寺庙一城市（cité-temple）的网络之中那样。城市就是性质各异的点与圆，它们在水平线上形成对位；它们实施着一种彻底的但却是局部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整合。每个城市都构成了一个中心政权(pouvoir)，但却是一种极化的或中间的（demilieu）政权，一种强制性协调的政权。因而此种政权有着一种平均主义的倾向，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专制的、民主的、寡头的，还是贵族的……城市的政权发明了法官（magistrature）的观念，它与国家的公务员职位（fonctionnariat）截然不同。①谁又能说清，最为剧烈的城市暴力存在于何处呢?
-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关于中国的城市及其对于帝国原则的服从，参见 Balazs，La bureaucratie céleste，Gallimard，以及Braudel，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p.403：“在印度和中国，社会结构预先就排斥了城市，并赋予它一种（我们会说）质地差的、难以处理的材料。……这是因为，社会被冻结于—真正地冻结于某种不可还原的系统和先行的结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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