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国家是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的：它是一种内容贯（intra-consistance）的现象。它使得点与点之间形成总体性的共鸣，这些点并不必然已经是城市一极，而是从属于极为多样的类别：地理的、种族的、语言的、伦理的、经济的、技术的特殊性……它使城市和乡村之间发生共鸣。它通过层化而运作，也即，形成了一种垂直的、层级化的聚合体，这个聚合体在深度上穿越了水平线。因此，它维持着某些要素，但这只有通过切断它们与别的已然外化的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它对这些关系进行抑制、减缓或控制；如果说国家具有一种自己的循环，这就是一种首先依赖于共振的内部循环，一个与网络的其余部分相分离的递归(récurrence)的区域—虽然为了实现这一点，它必须对自身与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严格的控制。问题不是要去了解那个被保留的到底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边界)，因为无论怎样，总是存在着解域；不过，在这里，解域是源自界域自身，后者被当作对象，当作一种有待层化、有待形成共鸣的质料。同样，国家的中心政权也是层级化的，它构成了一套公务员制度；中心并不在中间，而是位于高处，因为它只有通过从属关系才能将它所隔离出来的事物重新联合在一起。当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国家，正如同样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城市，但这并不是同一种类型的多样性：沿着深度存在着多少纵向的、彼此分离的剖面(coupe)，就有多少国家；但城市却不能与城市间的水平网络相分离。每个国家都是一种全局的（而非局部的）整合，一种共振（而非频率）的冗余，一种对界域的层化（而非环境的极化）的操作。
我们可以推想出原始社会既抵御又预期着两种阈限的过程。列维-施特劳斯已经揭示，对同样的村庄可以进行两种阐述，一种是节段性的和平均主义的，另一种则是总体化的和层级化的。这就像是两种潜能，一种预期着一个为两个水平节段所共有的中心点，另一种则相反，预期着一个外在于一条直线的中心点。②原始社会不缺乏权力的构型：它们甚至具有很多。然而，阻止这些潜在的中心点发生结晶、获得容贯性的，正是那样一些机制，它们使得这些权力的构型无法在至高的点之中发生共鸣，无法在共有的点之中发生极化：事实上，圆圈不是同心的，两个节段还需要第三个节段来进行互通。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社会没有逾越城市一阈限或国家一阈限。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从所有这些立场出发，沙特莱(François Chatelet)质疑了城邦—国家的经典观念，他不相信雅典城邦可以等同于某种类型的国家(«La Grèce classique，la Raison，l'Etat»，in En marge，l'Occident et ses autres，Aubier)。伊斯兰教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以及11世纪之后的意大利，德国和佛兰德斯：政治权力并不意味着国家一形式。比如汉萨城市同盟，它就没有公务员，没有军队，甚至都没有司法人员。城市始终是处于城市网络之中，然而准确说来，“网络化城市”与“拼贴式国家(lamosaiqued'Etats)”并不重合（关于所有这些要点，参见 François Fourquet & Lion Murard，Généalogie des équipements collectifs， 10—18，pp.79—106)。Iévi-Strauss Anthronologie Plon nn 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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