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现在考察容贯性的这两种阈限，会清楚地看到它们包含着一种与原始的界域代码相关的解域。要想追问何者在先，是城市还是国家，是城市革命还是国家革命，这是徒劳的，因为二者是互为前提的。城市的旋律线和国家的和声剖面对于空间的纹理化来说都是必需的。这里，唯一的问题涉及位于此种交互性的核心之处的某种逆反的关联。因为，尽管早期的帝国必然包含着规模可观的城市，但这些城市始终多多少少从属于国家，而这种从属的程度要视王宫(lePalais）对于外贸进行垄断的彻底程度而定。与之相反，当国家的超编码引发了被解码的流之时，城市就趋向于摆脱束缚。解码与解域结合在一起，并增强了后者：必需的再编码则是通过某种城市的自治或直接通过摆脱了国家形式的行会的和商贸的城市而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城市，它们不再与自身的土地有所关联，因为它们确保着帝国之间的贸易，或从更积极的方面说，它们与其他的城市之间构成了一个自由贸易的网络。因此，存在着一种城市所特有的、在那些最为强烈的解码区域之中的冒险：比如，古代的爱琴海世界，或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世界。难道不可以说，资本主义就是城市的产物，它出现于当一种城市的再编码趋向于取代国家的超编码之时？不过，这并非实情。并非是城市创造了资本主义。银行业与商贸的城市是非生产性的，对内陆漠不关心，它们不可能进行一种再编码，除非能够阻止被解码的流之间的普遍接合。如果说它们确实预期着资本主义，那么，它们在预期的同时也抵制着资本主义的形成。它们并未逾越这个新的阈限。因此，有必要将这个既预期又抵制的机制的假说进行拓展：这些机制不仅在原始社会、而且也在城市“反抗”国家和“反抗”资本主义的过程之中发挥作用。最后，正是通过国家一形式而非城市一形式，资本主义才获得了胜利：当西方国家变为被解码之流的某种公理系统的实现模型之时，它们就由此再度征服了城市。正如布罗代尔所言，“每次都存在着两个赛跑者，城市和国家”—解域的两种形式和速度，“而国家往往获胜……放眼整个欧洲，国家以一种本能性的残酷对城市进行规训，无论它是否采取暴力……它赶上了奔驰的城市”。②然而，此种关系是交互的；其实，如果说现代国家赋予资本主义以其实现的模型，那么，以这样的方式所实现的就是一种独立的、世界性的公理系统，它就像是一个单一的城市，巨型城市或“巨型机器（mégamachine）”，而国家只
-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贝尔特(Louis Berthe)结合一个特定的例子分析了此种对于“第三个村庄”的需要，正是它阻止了圆圈形成封闭：“巴杜伊人之中的长与幼，联盟与等级”(pp.214—215)。
②Braudel，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pp.391—400(关于西方的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从15世纪开始，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对于城市的胜利，原因之一就在于，只有国家具有完全占有战争机器的能力：通过地域性的征兵、物质资料的投入、战争的工业化（更多的是在制造武器而非别针的工厂之中，大规模生产和机械设备部门才得以出现)。相反，商业城市需要快速的战争，依靠雇佣兵，并且只会熔铸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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