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它的部分或分区。
我们以机器程式(processus)、而非生产方式（它倒是反过来要依赖于这些程式）来界定社会构型。这样，原始社会就通过抵制一预期的机制而被界定：国家社会就通过捕获的装置而被界定：城市社会为极化的工具所界定；游牧社会为战争机器所界定；最后，国家组织或更确切地说全球性组织，则被界定为囊括了种种异质的社会构型。然而，正是因为这些程式是并存的变量且作为一种社会拓扑学的研究对象，多种多样的相对应的构型才得以并存。它们以两种方式并存，一种是外在的，一种是内在的。一方面，实际上，原始社会既抵御着、又预期着国家或帝国的构型，然而，除非此种构型已经存在并构成了它自身范域的一部分，否则预期是无法进行的。国家无法实施捕获，除非被捕获者与之并存，在原始社会之中进行抵抗，或以新的形式进行逃逸，比如城市或战争机器……战争机器的数字构成与原始社会的世系组构相重叠，并同时与国家的几何组构和城市的物理组构相对立。正是此种外在的并存—互动—将其自身表现于国际性的集合体之中。这是因为，这些集合体当然无需等到资本主义的出现才能形成：早在新石器时期甚至旧石器时代，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全球性组织的痕迹，这些组织证实了远途贸易的存在，它们同时穿越了最为多样的社会构型(正如我们在冶金的案例之中所已经看到的)。传播或文化传播论（diffusionnisme）的问题将不会被恰当地提出，如果人们总是预设了一个传播由之开始的中心的话。只有通过极为差异的潜能之间的互通，传播才能发生：所有的传播都发生于中间，通过中间而运作，正如所有那些以根茎的方式“生长”的事物。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性的组织并不是自一个帝国中心开始运作的，这个中心将自身强加于某个外部环境并对后者进行同质化；同样，它也不可被还原为同类的构型之间的关系，比如国家之间的关系(S.D.N.①，O.N.U.②……)。相反，它构成了并存的不同类型之间的中介环境。因而，它并非只是商贸的或经济的，而且还是宗教的，艺术的，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那些所谓的国际组织，都能够同时贯穿多样的社会构型：国家、城市、沙漠、战争机器、原始社会。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商业构型并非只拥有城市之极，而且还拥有着原始的、帝国的，以及游牧的节段，它们贯穿着所有这些节段，并有可能产生出另一种形式。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完全有理由说，不存在国际关系（即便是经济关系）的某种经济理论，因为这些关系横跨着异质性的构型。③全球性组织的出发点不是某个国家（即便是一个帝国)，相反，帝国只是它的一部分，而且帝国是按照它自身的模式、根据其自身的秩序（即，致力于尽其所能地进行捕获）而成为它的一部分。它并非是通过逐步的同质化或总体化而运作，而是通过获得容贯性或对如此多样的事物进行加固。比如，一神教因其对于普遍性的吁求而与地域性的崇拜相区分。然而，此种吁求不是同质化的，它只有通过四处扩散才能产生其影响：基督教就是如此，它变为帝国性的和城市性的，但同时也引发了集群(bande)，荒漠，它自身的战争机器。①同样，任何一场艺术运动都既拥有其城市和帝国，也拥有其游牧民、集群和原始人。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② 联合国。——译注
①“国际联盟”：一个成立于1920年的世界组织，旨在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与和平。1946年，该联盟正式宣布解散。——译注
③ 这是一个常常为萨米尔·阿明所发展的主题：“因为研究不同的社会构型之间关系的理论不可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恰好位于这个框架之中的国际关系无法产生一种经济理论”(Le développement inégal，Éd. deMinuit, p.12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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