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反驳说，至少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国际性的经济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即所有的国际关系—倾向于对社会构型进行同质化。这些人不仅会援引原始社会的冷酷的、协同一致的毁灭，而且还会援引最后的专制构型的覆灭—比如，奥斯曼帝国，它以极度的抵制和怠惰来对抗资本主义的诉求。然而，此种反驳只是部分有理。就资本主义构成了一种公理系统（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而言，所有作为实现模型的国家和社会构型都倾向于变为同形的(isomorphes)：只有唯一一个中心化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甚至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参与其中。世界性组织的运作因而不再是介于异质性的构型“之间”，因为它确保着这些构型之间的同形。不过，把同形性和同质性混淆在一起，这就错了。一方面，同形性容许，甚至导致了国家之间的一种显著的异质性（民主国家、集权国家，都并非徒有其表)。另一方面，国际性的资本主义公理体系确实保障着多样的构型之间的同形性，但这只有在国内市场被发展和拓展的地方（换言之，“在中心”）才能实现。不过，它容忍，甚至需要某种边缘处的多形性，但前提是它没有被渗透，尚且可以能动地推进自身的边界：这就可以解释异形的(hétéromorphe)社会构型在边缘处的存在，它们当然不是残余或过渡的形式，因为它们实现了一种超一现代的（ultra-modern）的资本主义生产（石油、矿藏、种植、工业设备、钢铁冶金、化学……)；但它们同样也是前一资本主义的或资本主义之外(extra-capitaliste）的，这是由于它们的生产的其他方面的特征，以及它们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不可避免的不协调性。②当国际组织变为资本主义的公理系统之时，它继续包含着社会构型之间的异质性，由此导致了并组织起它的“第三世界”。
不仅有一种构型之间的外在的并存，而且还有一种机器程式之间的内在的并存。每种程式都同样能够以一种与其固有“权能”（puissance）有所不同的“权能”而运作，也能够以与另一种程式相对应的某种权能进行运作。作为捕获装置的国家具有一种占有的权能；而准确说来，此种权能不仅在于，在一种被界定为系的物质之中捕获所有那些它能够、可能捕获的东西。捕获装置还能够将战争机器、极化的工具、预期一抵制的机制占为己有。反过来说，预期一抵制的机制则具有一种强大的转移（transfert）的权能：它们并不仅仅运作于原始社会之中，而且还转入到对国家一形式进行抵制的城市之中，转入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抵制的国家之中，转入到抵制并外推自身界限的资本主义之中。此外，它们并不满足于仅仅转变为别的权能，而且还再度形成了阻抗和传染的策源地：正如我们在“集群”的现象之中所已经看到的，它们拥有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e)，等等。同样，战争机器所拥有的是一种变形的权能，而此种力量无疑使得它们既有可能被国家捕获，但也同样能够抵抗此种捕获，并以其他的形式、有别于战争的别的“目的”（革命?）而重生。每种权能都是一种解域之力，它可以与别的权能协同运作，也可以与之相对抗（即便是原始社会也有着它们的解域的矢量)。每种程式都可以转变为别的权能，但也同样可以令其他的程式从属于自身的权能。
-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参见 Jacuqes Lacarrière, Les hommes ivres de Dieu, Fayard。
② 萨米尔·阿明分析了第三世界的“边缘构型”的此种特性，并区分了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东方的和非洲的，另一种则是美洲的：“美洲，亚洲和阿拉伯世界，非洲，它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变革的，因为它们并不能被整合入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相同发展阶段，因而在此种发展之中也不具有同样的功能”(Ledéveloppement inégal, p.257 sq.;以及 L'accumulation à l'échelle mondiale, Éd. Anthropos, pp.373—376)。然而，我们将看到，在某些条件之下，中心和边缘注定要互换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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