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仅仅是一种表象：每一方或每个群体都对可接受的最后物品（边界一物品）的价值进行估价，由此产生了表面上的等价关系。均等化源自于两个异质性的系列，而交换或互通则源自于两个独白者(palabre)。既不存在交换价值，也不存在使用价值，只有每一方对“最后一个”所作出的估价（对于风险的计算包含于某种对边界的逾越之中)，一种预期一估价：它对仪式的特征和实效的特征、对序列的特征和交换者进行考察。在每一个群体之中，对边界的估价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它已经支配着双方的第一次“交换”。当然，存在着一种试探的过程，而且，估价不能与一种集体性试探相分离。然而，此种试探完全不是针对社会劳动的量，而是针对每一方对“最后一个”所持有的观念，此外，完成它的速度可以是多变的，但却始终要比确实达到最后的物品所必需的时间甚或从一种操作转变为另一种操作所必需的时间更为迅速。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估价本质上就是预期性的，它已经存在于序列的最先的环节之中。可以看出，边际效用（与双方可接受的最后的物品相关）绝非与一种被抽象预设的储备相关，而是与两个群体的各自的配置相关。帕累托（Pareto）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推进，他论述了“满足度”(ophélimité)，而非边际效用。问题在于一种作为配置之组分的可欲性(désirabilité)：每个群体的欲望都是基于可接受的最后物品的价值，超越了这个物品，它就不得不改变配置。任何配置都具有两面：物体或物品的加工，以及群体的表述。对“最后一个”所做的估价是集体性的表述，与之相应的是对象（物品，objet)的整个序列，也可以说，它是配置的一次循环或运作。交换者的原始群体因而就呈现为序列性的群体。这是一种独特的机制，即便是从暴力的观点看也是如此。因为，即便是暴力也可以被从属于一种边际性的仪式化处理，也即，从属于一种对“最后的暴力”的估价（就其渗透于打击的整个序列而言）——超越了它，就将开始另一种暴力的机制。我们之前曾通过预期一抵制的机制来界定原始社会。现在，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些机制是怎样被构成和被分布的：对“最后一个”的估价构成了一种预期，并同时对作为阈限或终结者的“最后一个”进行抵制和防备（一种新的配置)。
阈限“后于”边界，但“先于”可接受的最后物品：它标志着这样一个时刻，表面上的交换不再具有重要性。我们认为，储备正是在这个时刻开始的；在这之前，也可能存在用于交换的粮仓，甚至是专门用于交换的粮仓，但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储备。交换并未预设一种先存的储备，它仅仅预设了一种“灵活性”。储备只有当双方都对交换失去了兴趣和欲求的时候才开始。此外，必须存在着这样一种条件，它赋予储备一种独特的重要性，一种特有的可欲性（否则，物品就将会被摧毁或耗费，而不是被储备起来：原始群体正是通过耗费这种手段来对储备进行抵制，以此来维持它们的配置)。储备自身依赖于一种新型的配置。无疑，“之后”“新的”“让位”这些表达是极为含混的。实际上，阈限已经存在了，但却是外在于边界的，而边界则满足于将阈限置于一定距离之外，与之保持距离。问题就在于去了解，这另一种配置是什么，正是它赋予储备以一种现实的重要性和可欲性。在我们看来，储备具有一种必然的相关物：要么是同时被开发的界域之间的并存，要么是在同一片界域之上所进行的先后接续的开发。正是在这里，界域形成了一片土地(Terre)，它让位于一片土地。这就是必然包含着某种储备的配置，它首先构成了一种广延性的耕作系统(culture)，其次构成了一种强度性的耕作系统[根据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范式]。我们由此看出储备一阈限和交换一边界的区别所在：狩猎者一采集者的原始配置具有一种运作的统一性，它被界定为对一片界域所进行的开发；法则就是时间上的接续，因为配置只有通过在每次运作结束之时所进行的界域之改变才得以维持（流动、巡回）；此外，在每次运作之中，存在着一种重复或时间序列，它趋向于作为“指标”（indice）的最后物品，也即界域的边际或边界一物品(此种流动将会支配表面上的交换)。相反，在储备这另一种配置之中，空间的并存成为法则，它涉及对不同的界域所进行的同时开发；或者，如果开发是接续性的，那么运作之间的接续所针对的就是唯一、同一片界域；而且，在每次运作或开发的框架之内，序列性流动的力量就让位给一种对称、映射和全局比较的力量。仅仅通过描述性的词语，我们因而就在序列的、流动的或界域的配置（它们通过代码进行运作）之间做出了区分；同样，也在定居的、集体的、或土地的配置（它们通过某种超编码而运作）之间做出了区分。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边际主义之中的某种估价和摸索的理论的重要性，参见 Fradin，Les fondements logiques de la théorienéoclassique de l'échange，Maspero。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同样存在着一种摸索性的估价，但它只能是针对必要的社会劳动的量；恩格斯正是在前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中谈到了这一点。他援引了“一种迁回接近的过程，包含着大量在黑暗之中的摸索”，而多多少少支配着此种过程的，是“每个人对其花费形成大致估算的需要”(可以追问的是，这段话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否恢复了一种边际主义的标准)。参见Engels，préface auCapital, Livre III, Ed. Sociales, pp.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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