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XIII：国家及其形式。
我们的出发点是古老的帝国，超编码、捕获装置、役使的机器，其中也包含着某种所有制、货币、公共工程、一次性完成的完美方案，这并未预设任何“私人的”东西，甚至也未预设一种先在的生产方式，因为生产方式正是由它所产生的。之前的分析提供给我们的出发点已经为考古学所证实。现在的问题就是：一旦国家出现，骤然成形，那么，它是怎样“演化”的呢？哪些是它的演化或突变的因素？在演化的国家与古老帝国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联？
演化的原因是内在的，无论外在的因素对它做出了怎样的支持。古代国家在进行超编码的同时也释放出大量自它之中逃逸的流。我们记得，“解码”并不意味着这样一种其代码已经被理解（compris）（被译解、可转译、可同化）的流的状态，相反，在一种极端的意义上，它意味着某种不再被包含于（compris）其自身的代码之中、摆脱了其自身代码的流的状态。不过，一方面，当原始代码不再为其自身所调控，并被从属于更高的机构之时，被原始社群相对地编码的那些流就获得了逃逸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古代国家的超编码自身使得那些逃逸之新流得以可能产生。国家在进行大规模工程的同时也使得一股独立劳动之流挣脱了它的官僚体制（尤其是在矿业和冶金之中）。它在创造出税收的货币形式的同时也使得货币之流进行逃逸，维持或产生出别的力量(尤其是在商贸和银行业之中)。首要的是，它在创造出国有资产系统的同时也使得一股私有之流萌生于它的旁侧，并开始摆脱它的控制：此种私有财产自身并非源自古代的系统，而是在边缘被构成，但却以一种更为必然和不可避免的方式，进而逃脱了超编码的网络。无疑，是托凯（Tökei）以最为严肃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即私有财产如何在一个看似完全排斥它的系统之中得以诞生。这是因为，私有财产既非诞生于帝王一专制者这一边；也非诞生于农民这一边，因为他们的自主地位是与公社所有制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更非诞生于官吏这一边，因为他们的生存和收入都是基于此种公共的社群形式（“贵族在这些条件之下能够变成小专制者，但却无法成为私产业主”)。即便是奴隶也归属于公社或公务。由此，问题就变成：是否存在着这样的人，他们在进行超编码的帝国之中被构成，但却必然是作为被排斥者和被解码者？托凯的回答就是：解放了的奴隶。他们流离失所。在整个中华帝国的范围之内，他们的哀号随处可闻：呻吟（哀歌）始终是政治的因素。然而，也正是他们形成了私有财产的最初萌芽，发展了商贸，并在冶金业之中发明了一种私有奴隶制，而他们自已就摇身变成新的奴隶主。①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解放了的奴隶在战争机器之中、在特殊团体的形成之中的作用。以一种不同的形式，遵循着完全不同的原则，它在国家装置及其演化之中发挥着一种重要的功用，但这次是为了形成一种私人团体。两个方面可以相互结合，但它们归属于两条不同的谱系。
-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