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重要的不是解放了的奴隶此种特殊情形。重要的是被排斥者(1'Exclu)的集体形象。重要的是，以某种方式，超编码的装置产生了种种自身被解码的流货币、劳动、财产……这些流是它的相关物。此种相互关系并非仅仅是社会性的、处于古老帝国的内部，它还是地理上的。这里应该重温东西方之对抗这个主题。根据戈登·柴尔德的重要的考古学研究，古老帝国包含着一种被储备起来的剩余农产品，由此得以供养冶金工匠和商人的专业团体。确实，作为超编码所固有的内容，剩余不仅必须被储备起来，而且还必须被吸收、消费、实现。无疑，吸收剩余这种经济上的需要是帝国对战争机器进行占有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开始，军事机构就是吸收剩余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如果我们假定军事机构和官僚机构是不充分的，那么，我们就为此种非务农的工匠的专业团体的形成留出了空间，他们的劳动将会增强农业的定居化。在亚非，在东方，所有这些条件都被实现，国家装置也就应运而生：在近东，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印度河流域(远东)。正是在这些地方，农业储备及其官僚的、军事的、冶金和商贸的附随物得以出现。只不过，此种帝国的或东方的“解决方案”有陷入一种困境的危险：国家的超编码将冶金工匠和冶金商人都限制于严格的范围之内，为强大的官僚机构和对外贸的垄断性占有所控制，以便服务于某个统治阶级，这样，农民自身从国家的创立之中受益甚少。由此，国家一形式确实进行了拓展，考古学已然在爱琴海世界的西方历史的范域之中发现了它的遍在性。不过，这并不是处于同样的条件之下。弥诺斯和迈锡尼只不过是帝国的某种可笑形象，迈锡尼的阿伽门农不是中国的皇帝，也不是埃及的法老，正如埃及人会向希腊人说：“你们这些异乡人啊，永远只会如孩童一般……”这是因为，爱琴海民族既因为太过偏远而无法进入东方的范域之中，又因为太过贫穷而无法为自身储备起一种剩余，不过，它们又并非偏远和贫穷到足以忽视东方的市场。此外，正是东方的超编码将一种远途贸易的角色赋予它的商人。这样，爱琴海民族就发现它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形之中，能够从东方的农业储备之中获益，但又不必建构起自己的农业储备：它们一有机会就对东方的储备进行劫掠，但更经常的则是通过原材料（尤其是木头和金属）的交换来获取其一定的份额，这些原材料甚至来自中欧和西欧。当然，东方必须不断地更新它的储备；但是，在形式上，它做出了一步“一劳永逸的”举措，而西方就从中受益，并且不必对其进行复制。因而，在西方，冶金工匠有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商人的地位，这是由于他们的生存并不直接依赖于一种由某个当地的国家装置所积累起来的剩余：即便当农民遭受到与东方同样严酷、往往是更为严酷的剥削之时，冶金工匠和商人也仍然享有着一种更为自由的地位和一个更多样化的市场，正是他们预示着一个中产阶级的出现。众多来自东方的冶金工匠和商人因而便转入爱琴海世界，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这些更为自由、更为多样，也更为稳定的条件。简言之，同样的流，在东方被超编码，但在欧洲却趋向于被解码，这个新出现的情形就像是作为另一方的反面或相关物。剩余价值不再是一种代码的剩余价值(超编码)，而变成一种流的剩余价值。这就好像，同一个问题有着两个解决方案，东方的和西方的，后者被嫁接于前者之上，使前者摆脱困境，但却仍然以前者为前提。欧洲的或欧化的冶金工匠和商人面临着一个更少编码的国际市场，它不再局限于帝国的一个家族或一个阶级。正如柴尔德所说，西方的、爱琴海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经济系统之中：它们沉浸于其中，而不是将其维持于自身网络的边缘之处。①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Tökei, «Les conditions d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dans la Chine de l'époque Tcheou», Acta antiqua, 1958。 马克 思和恩格斯已经注意到，只有罗马平民（部分由自由民所组成）才享有“将财产转移出公地（ager publicus） 的权力”：平民变成了地产以及商业和工业财富的私有者，而这正是由于他们“被排斥于所有的公众权力之 外”(参见 Marx,Grundrisse,Pléiade,II,p.319;Engels,Origine de la famille,Éd. Sociales,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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