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出现的是国家的另一极，我们可以简要对之加以界定。公共领域不再构成财产的客观本性，相反，它成为实现一种已经变为私人性之所有权的共同手段；这样，我们就进入到公共一私人的混合体之中，它构成了现代世界。束缚变为私人性的；私人性的依赖关系，既是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契约)，又是所有者和所有物之间的关系[约定(convention)]，它们复现或取代了共同体的关系或社会职能的关系；甚至役使所界定的也不再是对于公社劳工的公共支配权，而是作用于工人个体的私有制。②法经历了一种彻底的变化，变为主观的、结合的、“地方的”（topique）法：这是因为，国家装置面临着一项新的任务，它的目的与其说是对已被编码的流进行超编码，还不如说是组织起被解码的流之间的结合关系。由此，符号的机制也发生了变化，体现于以下所有这些方面：帝国的“能指”让位于主体化的进程；机器性的役使趋向于被一种社会性的征服（assujetissement）所取代。与相对整齐划一的帝国这一极正相反，这第二个极呈现出最为多样的形式。然而，人们的依赖关系尽管极为多样，但它们始终标志着有条件的和局部的结合。
-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参见柴尔德的两部巨著，L'Orient préhistorique，尤其是L'Europe préhistorique，Payot。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的分析使得柴尔德能够做出这样的推论：在爱琴海世界之中，没有哪个地方的财富和食物的积累能够与东方相提并论(pp.107—109)。
②关于古代帝国之中的“普遍化的役使”和私有制的奴役、封建的奴役等等之间的差异，参见Charles Parain, «Protohistoire méditerranéenne et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C. E. R. M.,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p.17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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