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和西方的发达帝国首先发展出此种新的私有的公共领域，比如罗马帝国的议会（consilium）和元首金库（fiscus）这样的机构（正是通过这些机构，解放了的奴隶才获得了一种与官员的政治权力相并行的政治权力①)。然而，独立的城市，封建制度也同样如此……但这后两种构型是否仍然能够符合国家的概念，这个问题只有在考察了某些相互关联之后才能被提出：酷似发达的帝国，独立的城市和封建制度也是以某个古老帝国为前提和基础；它们自身与发达的帝国保持联络，而后者又反作用于它们；它们积极地为国家的新形式的出现进行准备（比如，君主专制政体作为某种主观法和某种封建过程的产物②)。实际上，在私人关系的丰富领域之中，重要的不是个体的随意性和多变性，而是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一种主体性（可以发展至谵妄）与合乎资格的行为（作为权利和义务的来源）之间的适恰。在一段优美的文本之中，埃德加·基内（EdgarQuinet）强调了“十二个君王的谵妄和罗马法的黄金时代”之间的一致性。③
主体化、结合和所有权，这些都不能阻止被解码之流的持续运动，后者不断产生出新的逃逸之流（比如，我们已经在中世纪的某种微观政治的层次上看到了这一点)。这些装置的含混之处就在于此：它们只有通过被解码的流才能运作，但同时，它们却不容许这些流汇合在一起，而只能进行局部的结合，就像是如此众多的纽结或再编码。由此生发出历史学家的此种感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本可以”自某个时刻产生(在中国、在罗马、在拜占庭、在中世纪)，产生它的条件已然具备，但却没有被实现，甚至都不可能被实现。这是因为，流的压力描绘出资本主义的负轮廓(en creux)，但是，为了实现它，必须存在一个被解码之流的整体，一个普遍化的接合的整体，它溢出了、颠覆了之前的装置。事实上，当马克思着手界定资本主义之时，他一开始求助于一种独一无二的、无条件的、总体的主体性，它囊括了所有的主体化的过程，“所有的无差别的活动”：“一般的生产性的活动”，“财富的唯一的主观本质……”而这个独一无二的主体现在将其自身表现于某个一般的客体之中，而不再是某种性质状态之中：“伴随着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普遍性，我们同时拥有了作为财富的客体的普遍性，一般的产品或一般的劳动，但却是作为过去了的、物质化了的劳动。”④流通将资本构成为与整个社会相一致的主体性。然而，准确说来，此种新的社会性的主体性只有在这样的范围之内才能被构成，即当被解码的流溢出了它们之间的结合，并达到了这样一个解码的层次，国家装置不再能对其重新进行操控：一方面，劳动之流必须不再被限定于奴隶制或农奴制之中，而是生成为纯粹的、自由的劳动；另一方面，财富必须不再被规定为地产的、商业的、金融的，而是生成为同质的和独立的纯资本。无疑，这两种生成至少（因为其他的流也在汇聚）在每一条线上引入了许多差异的因素和偶然性。然而，正是它们之间的一次性的抽象接合造就了资本主义，彼此为对方提供了一个普遍的主体和一个一般的客体。当无定性的财富流遇到了无定性的劳动流、并与后者接合在一起之时，资本主义就形成了。①这就是之前论述过的仍然是定性和局部的结合始终要禁止的情形（两种主要的禁止性的力量：乡村的封建组织和城市的行会组织)。实际上，资本主义是通过一种被解码之流的普遍公理系统而形成的。“资本是一种权利，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体现为权利的生产关系，正是由此，它独立于其生产功能的每个阶段所呈现出的具体形式”。②私有财产所表现的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的束缚，而是一种主体的独立性，它现在构成了唯一的束缚。这是私有财产的演变过程之中的一个重要差异：私有财产自身与权利相关，而并非是法律将它与土地、物或人相联结（由此就尤其引发了那个著名的问题，即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消亡)。解域的新阈限。而且，当资本以此种方式生成为一种主动的权利（droit）之时，法律（droit）的历史形象就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法律不再是对习惯法（coutumes）的超编码，如在古老帝国之中的情形；也不再是一系列主题的汇集，如在发达帝国，城市和封建制之中的情形；它越来越具有了一种公理系统的直接形式和特征，正如在我们的民“法典”(code)之中所见到的那样。③
② 参见 François Hincker, «La monarchie absolue française», in C. E. R. M., Sur le féodalisme, Éd. Sociales. ③ Edgar Quinet, Le génie des religions, Euvres Complètes, Hachette, t. I.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 Boulvert, Domestique et fonctionnaire sous le haut-empire romain, Les Belles Lettres。 Paul Veyne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分析了“主观法”在罗马帝国之中的形成，与之相应的机构，以及“公”与“私”的新含义。他指出，罗马法是一种“无概念的法”，它通过“专题”而运作，并由此与现代的、“公理化的”法的概念不同，参见 Le pain et le cirque，Éd. du Seuil， ch. III et IV，et p.744。
④ Marx, 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Pléiade, I, 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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