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流达到了这个解码和解域的资本主义阈限之时（纯粹的劳动，独立的资本)，要想确保已变为全然经济性的所有权，似乎就既不需要国家，也不需要政法分离的统治模式。经济活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公理体系，一种“颠覆了所有障碍和束缚的世界性的能量”，一种运动的和可转化的实体，“比如年产量总值”。今天，我们可以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一股庞大的、所谓无国家的货币流，它通过外贸而流通，跨越了边界，摆脱了国家的控制，形成了一种跨国的、全球性的组织，事实上构成了一种超国家的力量，对政府的决策毫不关心。④然而，无论此种运动当今所呈现出的实际的维度和数量为何，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已经发动了一种解域的力量，后者无限超越了国家所固有的解域。这是因为，远自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开始，国家就一直在如此进行解域：它使大地成为它的至上统一性的一个对象，使之形成一个强制性的并存的整体，不容许界域之间、界域和谱系之间进行自由的游戏。不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被称为“界域性的”。但资本主义却根本不是界域性的，甚至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它的解域之力的目标，不是对大地的掌控，而是“物质化了的劳动”，是商品。而私有财产也不再是对于地产或土地的所有权，甚至也不是对于这样的生产手段的所有权，而是对于可转换的抽象权利的所有权。①这就是为何资本主义标志着全球性的或世界性的组织的某种变革，这些组织现在获得了一种自身的容贯性：世界性的公理系统不是源自异质性的社会构型及其关系，相反，通过组织起一种国际性的劳动分工，它在极大程度上对这些构型进行分布，固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出了一种可以不需要国家的经济秩序。事实上，资本主义并不欠缺反抗国家的战斗呼声，这不仅仅是以市场的名义，而且还基于其更具优势的解域。
-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关于这两个序列在历史之中的独立性以及它们的“相遇”，参见 Balibar，Lire le Capital，Maspero，t. ⅡI，pp.286—289。
②Arghiri Emmanuel，L'échange inégal，pp.68—69[以及他对于斯威齐(Sweezy)的引用：“资本并非仅仅是生产手段的同义词，它是被还原为一种性质上均一、数量上可公度的价值基础的生产手段”，由此导致了利润的均等化]。在对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分析之中，多布(MauriceDobb）有力地证明了，原始积累的目标并非是生产手段，而是“拥有财富的权利和资格”，它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生产手段(Etudes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Maspero, pp.189—199).
③ 参见某些法学家在“主题性的”罗马法和“公理性”的民法类型的现代法之间所做的区分，被韦纳(Paul Veyne)重新采用。《法国民法典》更为接近于一种公理体系、而非一种代码系统，我们可以界定此种近似的某些基本方面：（1）陈述句形式对于命令式和情感表达式（诅咒、劝诫、申斥等等）的优势地位；(2)《民法典》试图形成为一个完整的和完备的理性体系；(3)不过，同时还存在着命题的相对独立性，它允许增加公理。关于这些方面，参见 Jean Ray，Essai sur la structure logique du code civil français，Alcan。众所周知，罗马法的系统化是很晚（在17、18世纪）才进行的。
④ 参见 Jean Saint-Geours，Pouvoir et finance，Fayard。圣儒(Saint-Geours)是对于货币系统以及当代经济中的“公一私”混合的最出色的分析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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