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国家并非一种超编码的超越性范式，而是种种内在性的模型，它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一种被解码之流的公理系统。再度重申，“公理系统”这个词远非一个隐喻，实际上，我们确实发现，一个公理系统之中的模型所引发的理论问题同样也存于国家之中。这是因为，实现模型尽管多种多样，但它们与所实现的公理系统之间却被设定为是同构的(isomorphe)；然而，此种同构—考虑到种种具体的变化—兼容最为显著的形式上的差异。当然，同一个公理系统似乎可以包含多形态的模型，但这不仅是因为它自身尚未“完备/饱和（saturée）”，而且还因为这些模型是作为其完备性的不可或缺的要素。①当我们考察现代国家之时，这些“问题”就尤其变为政治问题：（1）是否所有现代国家都与资本主义公理系统同构？以至于民主的、集权的、自由的、专制的国家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具体的变量及这些变量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分布(此种分布始终有可能被重新调整)？即便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同构的，既然只存在唯一一个国际市场，即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2）相反，难道资本主义公理系统就无法容忍模型的一种现实的多形态性，甚至是一种异形态性(hétéromorphie)？这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作为普遍的生产关系，资本能够极好地整合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或生产部门。然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官僚社会主义国家自身能够发展出不同的生产模式，这些模式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只是为了形成这样一个集合，它的“权能（puissance）”超越了公理系统自身（有必要尝试界定此种权能的特性，以及，我们为何常常将它视作末世，它引发了何种冲突，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何种不确定的机遇……)。(3)一种现代国家的拓扑学因而就与一种元经济学结合在一起：将所有的国家都视作是“等价的”，这是不准确的（即便是同构也并未导向这样的结论）；不过，赋予国家的某种形式以特权，这同样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这就忘记了多形态性所确立起的严格的互补性，比如，在西方的民主国家和它们在别处所建立或支持的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专制国家之间的互补性)；此外，将官僚社会主义国家和集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类同，这也仍然是不准确的（它忽视了这一点：公理系统也可以包含某种现实的异形态性，从中产生出集合的更高的权能，即便这是一种恶化)。
-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公理方法的介绍性著作强调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布朗谢(RobertBlanché)的杰作《公理系统》(L'axiomatique，P. U.F.)。首先是公理之间的相互独立性的问题，以及系统是否完备的问题(§14 et 15)。其次是“实现模型”，它们之间的同质性，以及它们与公理系统之间的同构(§12)。接下来，模型可能具有多形态性，在不完备的和完备的系统之中皆是如此(§12，15，26)。此外，还存在着一个公理系统所面临的“不可判定的命题”的问题（§20)。最后，则是“权能（潜能）”(puissance）的问题，它使得不可证的无限集超越了公理系统(§26以及“连续统的权能”)。正是基于所有这些方面，政治才可以与一个公理系统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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