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族国家—在其最为多样的形式之中—正是作为实现模型的国家。而且，实际上，民族国家的诞生需要众多策略：一方面，它们是在一场主动对抗帝国的或发达的系统、封建制、城市的斗争之中形成的，但同时，它们瓦解了自身的“少数性”，也即那些可称之为“民族主义的”(nationalitaire）少数现象，这些现象从内部开始运作，并在必要时借助于古老的代码来获得一种更高程度的自由。构成民族国家的，就是一片疆土，一个民族：“故土”，并非必然是出生地；“民众”，也并非必然是既定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在以下两个极端的情形之中变得尤为突出：无民族的疆土，以及无疆土的民族。怎样形成一片疆土和一个民族，也即一个民族国家—一首迭奏曲？这里，最血腥、最冷酷的手段与浪漫主义的洪流相交汇。公理系统是复杂的，而且并不缺乏激情。我们在别处已经看到，故土或疆土包含着一种界域的解域运动（公社的土地、帝国的行省、领主的地盘，等等)，而民族则包含着一种人民的解码运动。民族国家正是在这些被解码和被解域的流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它不能与现代国家相分离，正是后者将一种容贯性赋予相应的疆土和民族。纯粹劳动之流造就了人民，正如资本之流形成了土地及其设施。简言之，民族国家正是一种集体性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与之相对应，现代国家则是作为征服（assujettissement）的程式。正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连同其所有可能的变化，国家才变为资本主义公理系统的实现模型。这当然不是说民族国家仅仅是表象或意识形态现象，正相反，它们是激情的和活生生的形式，在其中，抽象资本的同质性和量化竞争首先获得实现。
我们将机器性的役使和社会性的征服区分为两个概念。当人类自身成为一部机器的构成部件之时，役使就出现了，而他们在一种更高的统一性的控制和引导之下，彼此之间、与其他事物（野兽、工具）之间共同来构成这部机器。然而，征服得以出现的前提，则是更高的统一性将人构成为一个与已然外化的客体相关的主体，无论这个客体是一头野兽，一件工具，甚或是一部机器：人不再是机器的构成部件，而成为一名工人，一个使用者……他从属（assujetti）于机器，但不再被机器所役使(asservi)。这并不是说，第二种机制就是更为人性的。只不过，第一种机制看起来确实与古老的帝国构型之间存在着尤为特殊的关联：身处其中的人类不再是主体，而成为一部机器的构件，这部机器对集合体进行超编码（这就是所谓的“普遍化的役使”，与古代的私有奴隶制或封建的农奴制相对立)。在我们看来，刘易斯·芒福德有理由以巨型机器来标示古老帝国，他同时明确指出—我们再度看到—这个说法与隐喻无关：“如果[多少与鲁勒（Reuleux）的经典界定相一致]机器可以被视作是一种由各有其专门功能的稳固元素所构成的组合体，在人的控制之下进行运转和做功，那么，人类机器(machinehumaine)就是一种真正的机器。”①当然，是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带来了机器的胜利，尤其是原动机器(machines motrices）（而古代的国家充其量只有简单的机器）；不过，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是技术性的机器，它可以从外部进行界定。准确说来，人不是被技术性机器所役使，而是从属于它。在这个意义上，伴随着技术的发展，现代国家似乎已经用一种越来越强的社会性征服取代了机器性役使。古代的奴隶制和封建的农奴制已经是征服的手段。但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或赤裸裸的劳动者则以最为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征服，这是因为，主体化的过程甚至都不再进入到使流动发生中断的局部性结合之中。实际上，资本作为主体化之点而运作，由此将所有的人类都构成为主体，但其中一部分人（“资本家”）是作为表述的主体，他们形成了资本的私人的主体性；而其他人（“无产者”）则是陈述的主体，他们从属于不变资本实现于其中的技术性机器。因此，工资制度能够将征服带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点，并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残酷，但却仍振振有词地发出人道主义的呼声：不，人不是一部机器，我们不能将他当作一部机器，我们当然不能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混淆起来啊……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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