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果说资本主义呈现为一种世界性的主体化事业，那么，这是通过构成一个被解码之流的公理体系而实现的。作为主体化的相关项，社会性的征服更多地是呈现于公理系统的实现模型之中，而非公理系统本身之中。正是在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体性的框架之内，主体化的过程及与之相对应的征服才得以体现。而公理系统本身（国家是它的实现模型）则在技术这个新形式之下恢复了或重新发明了一整套机器性役使的系统。这绝非是一种向帝国机器的回复，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公理系统的内在性之中，而非为一种形式统一体的超越性所支配。毋宁说，这是重新发明一部机器，人是这部机器的构成部分，而并非作为被征服的工人或使用者。如果说原动机器构成了技术性机器的第二个阶段，那么，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机器就构成了第三个阶段，它重建了一种普遍化的役使机制：可逆的和循环性的“人一机系统”取代了二者之间的不可逆的和非循环的古老的征服关系；
-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L. Mumford, «La première mégamachine», in Diogène, juillet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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