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机器之间的关联是通过内在的互通，而不再是使用或效用来实现的。①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之中，可变资本规定了一种对于劳动者进行征服的体制（人的剩余价值)，其主要范围则是企业或工厂；然而，当不变资本的比例随着自动化的过程而不断增长之时，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役使，与此同时，劳动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剩余价值变为机器性的，其范围则扩张到整个社会。也不妨说，些许的主体化使我们远离征服，而过多的主体化则将我们带回其中。人们最近注意到这一点：现代权力的运作不能被还原为“压迫或意识形态”这种传统的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它包含着对信息进行标准化、调制、建模的程式，这些程式作用于语言、感知、欲望、运动，等等，并通过微观一配置而运作。这个聚合体同时包含着被推向极致的征服和役使，它们作为两个共时的部分，不断地彼此加强，相濡以沫。比如：人被电视所征服，当他使用或消费它的时候，在这个极为特殊的情形之中，一个陈述的主体或多或少误将自身当作一个表述的主体（“您，亲爱的电视观众，是您造就了电视……”)；技术性的机器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媒介。然而，人被作为人类机器的电视所役使，一旦电视观众不再是消费者或使用者，甚至也不被认为是作为“制造者”的主体，而是被当作内在的构件，是“输入”和“输出”，是反馈或循环，所有这些方式都与机器相关，但却不是在生产或使用的意义上。在机器性的役使之中，只有信息的转化或交换，其中的一些是由机器进行的，而另一些则是由人进行的。②当然，我们不会将征服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内，进而将役使当作国际性的或世界性的。这是因为，信息也是国家的财产，正是国家将自身构建为人一机系统。不过，这一点只有在公理系统和实现模型这两个方面不断地相互转化、彼此互通的范围之内才成立。社会性的征服以实现模型为尺度，正如机器性的役使扩张到实现于模型之中的公理系统。我们享有特权，得以同时经受与同样的事物和事件相关的双重操作。征服和役使形成了并存的两极，而非两个阶段。
从某种通史的视角出发，我们得以回归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我们区分了三种主要形式：（1）古老的帝国，它们作为范式，并通过对已被编码的流所进行的超编码构成了一部役使的机器（这些国家之间几乎没多大差异，因为它们都具有某种形式上的不变性)；(2）极为多样的国家—发达的帝国，独立的城市，封建体系，君主政体等等，它们是通过主体化和征服而运作的，在被解码的流之间构建起局部的或定性的结合；(3）现代的民族国家，它们将解码推进得更远，因而就是一个公理系统或流之间的一种普遍接合的实现模型（这些国家将社会性征服和新的机器性役使组合在一起，而且，它们的多样性正是源自模型相关于公理系统所展现出来的可能的同构性、多形态性或异形态性)。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人机工程学（ergonomie)区分了“人—机”系统（或工作岗位）和“人（复数)—机（复数）”系统(人类要素和非人类要素的互通性的聚合体)。但这并非仅仅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而且第二种观点并非是第一种观点的普遍化：“信息的观念失去了它的人类中心论的特征”，因而问题不再涉及适配(adaptation)，而是根据情况对某种人类的或非人类的要素做出选择。参见 Maurice de Montmollin，Les systèmes hommes-machines，P.U.F.。问题不再是适配即便是以暴力的方式，而是定位：你的位置在哪里？即便是残疾人也仍然能发挥用处，而并不需要被矫正或弥补。在一个“人（复数）一机（复数）”互通的系统之中，一个聋哑人可以构成一个关键部分。
② 科幻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正是描绘机器性的役使何以既与征服的过程结合在一起，但又超越了、有别于后者，进而实现了一种质的飞跃；比如，布拉德伯里的作品：电视甚至不再是位于房间中心的一件工具，而是构成了房间的四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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