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外部环境，它们标志着这些国家类型之间的深层断裂，而首要的是，它们令古老的帝国陷入一种彻底的遗忘和湮没之中，只有考古学才是解脱之道。这些王国骤然间灰飞烟灭，就像是毁于一场瞬间的灾难。正如在多利安人的入侵之中，一部战争机器被建立起来，它从外部发动冲击，消弭了记忆。然而，内部的情形则全然不同，在其中，所有的国家形成共振，将军队占为己有，体现出一种构成上的统一性，尽管它们的组织和发展皆有所不同。确实，无论何种被解码的流，都倾向于形成一部反抗国家的战争机器。不过，一切都在发生变化，这要看这些流是与一部战争机器连接在一起，还是反之进入到结合或某种普遍的接合之中、由此令其自身被国家占有。从这个视角来看，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时空的统一性。（1）和（2）之间的内在的相互关联最为明显地体现于这一点之中：爱琴海世界碎裂的形式预设了东方的宏大的王国形式，它们在后者之中所发现的正是储备或农产品的剩余，而它们不必亲自进行生产或积累就能获得这些。而第二阶段的国家不得不重新进行一种储备，如果说这仅仅是由于外部环境的作用的话—哪个国家能摆脱外部环境呢？—这始终是通过重新激活一种发达的帝国形式而实现的，我们可以在希腊，罗马或封建的世界之中发现此种形式的复兴：始终有一个帝国处于边界之处，对于具有主体意识的国家（1esEtats subjectifs）来说，它起到能指和包涵的作用。而（2）和(3）之间的相互关联也同样是明显的；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并未缺席，而在对被解码的流所进行的局部结合和宏大接合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资本主义总是不断重生，它总是消失和复活于历史的每个十字路口。（3）和（1）之间的相互关联也是必然的：第三阶段的现代国家实际上恢复了最为绝对的帝国，一部新的“巨型机器”，无论它的已然变为内在性的形式体现出何种创新性或现实性；它们是通过一种公理系统来实现这一点的，而此种系统既通过机器性的役使、也通过社会性的征服来进行运作。资本主义唤醒了原始国家(Urstaat)，并赋予后者以新的力量。①
不仅（如黑格尔所说）所有的国家都包含着“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本质性环节”，而且，在力之耦合（couplage）的意义上，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环节，它就是捕获，束缚，纽结，契约(nexum)，魔法性的捕获。难道不该提到第二个极，它通过协约和契约而运作？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力，既然捕获形成了耦合的独一无二的环节？因为这两种力分别是对于被编码之流所进行的超编码，以及对被解码之流所进行的处理。契约是第二个方面在法律上的表达：它呈现为主体化的过程，而征服则是此种过程的结果。而且，契约理应被推向极致，换言之，它不再是缔结于两个人之间，而是建立于自我（soi）和自我（soi）之间，建立于同一个人身上，Ich=Ich，也即既作为被支配者、又作为支配者。正是契约的极端反常性恢复了最为纯粹的纽结。因而，纽结、束缚、捕获，它们穿越了漫长的历史：首先是客观的、帝国的集体性的束缚；然后是各种形式的主观的、人际的束缚；最后，主体与自身束缚在一起，由此令最具魔法性的操作获得了新生，“全球性的能量颠覆了所有的障碍和束缚，从而将自身确立为唯一的普遍性、唯一的障碍和唯一的束缚”①。对于国家的根本环节（即，对公民的捕获或机器性的役使）来说，甚至征服也只是一种中继。确实，国家并非自由之所在，也不是某种强制性奴役和战争性捕获的实施机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提到某种“自愿的奴役”？这就像是“魔法性的捕获”这个表达：它唯一的优点只是突出了明显的奥秘。存在着一种机器性的役使，在我们谈论它的每种情形之中，它都预设了自身，都作为既成者而出现，此种机器性的役使既非“自愿的”，同样也非“强制的”。
-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参见 Lewis Mumford，Le mythe de la machine，Fayard，ch. II，pp.319—350(“古代的巨型机器”和现代的巨型机器之间的比较：纵然存在着书写，但前者仍然遭遇到某种“沟通”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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