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XIV：公理系统和现实状况。
政治当然不是一种必然性的科学(science apodictique)。它通过实验、摸索、灌注(injection)、撤退、前进、退却而运作。决断和预测的因素是有限的。设想出一个世界性的超级政府，它能够做出最终的决断，这是一种荒谬的念头。甚至没有人能够对某种货币总量的增长做出预测。同样，国家受到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因素的影响。加尔布雷斯（Galbraith）和弗朗索瓦·夏特勒(François Châtelet）提出了常存的（constantes）决定性失误的概念，这些失误和那些鲜有的成功评估一样，构成了治国者的荣耀。不过，在政治和公理系统之间建立起关联，还基于另一个理由。这是因为，科学之中的某种公理系统绝不是一种与实验和直观相对立的超越的、自主的、做出决断的权力。一方面，摸索，实验，直观的模式，这些都是它所固有的。既然公理彼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那么，我们可以增加公理吗？直到何种程度(完备系统)？可以减少公理吗？直到何种程度[“弱化的（affaibli）”系统]？另一方面，公理系统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会遭遇到所谓不可判定的命题，或面临它无法掌控的必然更高的权能(puissance)。②最后，公理系统并未构成科学的一个边界点，相反，它更多地是一个中止点，一种重新排序，它阻止数学和物理学之中的那些被解码的符号流四处逃逸。科学的治国者是伟大的公理学家(axiomaticien)，他们阻塞了数学中司空见惯的逃逸线，他们试图强制规定一种即便仅仅是暂时的新契约(nexum)，从而形成了一种科学的官方政治。他们是几何学的定理概念的继承人。当直觉主义批驳公理学之时，它并非仅仅是基于直觉、建构和创造，而且还根据一种问题的算法，一种关于科学的问题式概念—此种概念并非更少抽象性，但却包含着一整部全然不同的抽象机器，后者运作于不可判定者和逃逸者之中。①公理系统的真实特性使我们能够说，资本主义和现时的政治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公理系统。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什么能够被预先推演。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简要列举出那些“已知条件”。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Marx, Economie et philosophie, Pléiade, II, p.72.
② 从历史上说，公理系统的两个主要问题是：“不可判定的”命题（彼此矛盾的陈述同样是不可证明的）；无限集的权能(潜能)，它从本质上摆脱了公理化的处理方式(“比如，连续统的结构特性不能以公理化的方式被构想，因为人们能够对它进行的任何一种公理化都将依赖于一个可数的模型”；参见RobertBlanché，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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