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样被构建的纹理化具有局限性：它的形成，不仅仅是当无限被引入之时（无限大或无限小），而且还是当两个以上的物体被考察之时（“三体问题”）。让我们以最为简单的方式来探寻空间如何逃脱其纹理化的界限。在一极上，它是通过偏斜（déclinaison）来进行逃逸的，也即，通过最小的偏离，通过重力垂线和与之相切的圆弧之间的无限微小的偏离。在另一极上，它则是通过螺旋或涡流进行逃逸，也即，通过这样一种形象：在其中，空间的所有点都同时根据频率、积聚或展布的法则被占据，而这些法则与对应于平行线之纹理化的所谓“层状的”分划相对立。然而，从最小的偏离到涡流，产生出有益的、必然的结果：展开于二者之间的，正是一种平滑空间，它将偏斜作为要素，并为螺旋所占据。平滑空间是由最小的角所构成，后者以涡旋的方式偏离了垂线，从而逾越了纹理化。米歇尔·塞尔的著作的力量正在于将此种偏离（clinamen）的关联揭示为创生性的差异要素，并将涡流和湍流的形成视作是对一个被产生的平滑空间的占据；实际上，古人所说的原子—从德谟克里特到卢克莱修—始终不能脱离水力学，一种关于流和膨胀的普遍化的理论。我们将无法理解古代的原子，倘若我们看不出它们的本质就在于流动与流溢。正是在此种理论的层次之上，才出现了阿基米德几何学（迥异于欧几里得的纹理化的、同质的空间）和德谟克里特的物理学（迥异于固态的或层状的物质）之间的某种严格关联。②不过，此种一致性就意味着，此种聚合体不再以任何方式与一部国家的装置联结在一起，相反，它是与一部战争机器关联在一起：一种关于集群、湍流、“灾变”和传染病的物理学，与它相对应的则是一种关于战争及其艺术和机器的几何学。塞尔得以对他所认为的卢克莱修的最深层动机做出了说明：从玛尔斯(Mars）到维纳斯（Vénus)，使战争机器为和平服务。③然而，此种操作不是通过国家装置而实现的，相反，它体现了战争机器的一种实现于平滑空间之中的最终变样。
前面我们已经发现了平滑空间之中的“自由活动”与纹理化空间之中的“劳动”之间的一种区别。实际上，在19世纪，进行着一种双重创制：一种劳动的物理—科学的（physico-scienctifique）概念的创制（重量—高度，力—位移），以及一种劳动力或抽象劳动的社会一经济的概念的创制（适用于所有劳动的同质的、抽象的量，能够被增加与被分化)。在这里，存在着一种物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深刻关联，社会为劳动提供了一种经济学的尺度，而物理学则反过来为劳动提供了一种“机械论的货币”(monnaie mécanique)。工资制度将一种机械力学作为其相关物。物理学从未变得如此具有社会性，因为在两种情形之中，问题皆在于为[一个合乎标准的人(homme-standard）尽可能以一致的方式所施加的]提力与拉力界定一种恒定的平均值。将劳动之模型强加于所有的行动之上，将每种行动都转译为可能的或潜在的劳动，对自由的活动进行规训，或（异曲同工地）将它弃置于只有参照劳动才存在的“休闲”那一边。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何劳动之模型——就其物理和社会这双重方面而言—是国家装置的一个基本构件。合乎标准的人一开始就是作为从事公共工程的人。①抽象劳动，它的结果的多样化，以及对它的操作的划分，这些问题首先并不是在别针制造业之中被提出的：而是在公共工程建设之中，在对军队的组织之中（不仅是对人的规训，而且还有武器的工业生产)。没什么比这更规范的了：但这并不是说，战争机器自身就要求着此种规范化。不过，18世纪和19世纪的国家装置发现了一种占有战争机器的新方法：首先使其服从于工地和工厂的劳动之模型，此种模型也正在别的地方获得发展，但更为缓慢。因而，战争机器或许是首先被纹理化的，它最先产生出一种抽象的劳动时间，此种时间的效果可以被多样化、它的操作也可以被划分。正是在这里，平滑空间之中的自由活动必须被征服。劳动的物理一社会的模型归属于国家装置，并作为后者的发明，这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这是因为劳动只有通过一种剩余（surplus）的构成才得以出现，只存在被储备的劳动，实际上，劳动（在其严格意义上）仅仅始于所谓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劳动实施着一种普遍化的操作—对时空的纹理化，对自由活动的征服，对平滑空间的废除，此种操作的起源和手段正是处于国家的最根本的事业之中，即对战争机器的征服。
- 1440年：平滑与纹理化
① 关于这两个方面，参见 J.-P. Vernant，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t. I，pp.174—175。
② Michel Serres，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dans le texte de Lucrèce：“物理学的基础更多的是一种矢量空 间、而非一种度量性的空间”(p.79)。关于水力学的问题，参见pp.104—107。
③ Ibid., pp.35, 135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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