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说劳动构成了一个与国家装置相对应的纹理化的时空，那么，这难道不尤其涉及其古老的和古代的形式？正是在这些形式之中，剩余劳动以贡物或徭役（corvée）的形式被分离、区分出来。因而，也正是其中，劳动的概念以其最为清晰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帝国的大型工程、水利工程、农业或城市工程，正是通过这些工程，一种据认为具有平行层次的“层状的”流被强加于水流之上(纹理化)。与之相反的似乎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中，剩余劳动与“严格的”劳动之间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前者彻底渗透于后者之中。现代的公共工程并不具有与帝国的宏大工程相同的地位。我们怎样才能在繁衍后代所必需的时间和一种“被榨取的”时间之间做出区分，既然它们在时间之中不再相互分离？此种评述并未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因为马克思恰恰证明了，此种剩余价值无法定位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这甚至是他最为根本的贡献。这也同样使他做出这样的判断：机器自身将变得能够产生剩余价值，而资本的流通将对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分构成挑战。确实，在这些新的情形之中，所有的劳动仍然包含着剩余劳动；然而，剩余劳动却不再依赖于劳动。剩余劳动，全部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都越来越少地通过与劳动的物理一社会的概念相对应的时空纹理化而运作。毋宁说，就好像人在剩余劳动之中的异化已然被一种普遍化了的“机器性的役使”所取代，而这就使得一个人可以在不进行任何劳动的情况下提供剩余价值（儿童、退休者、失业者、电视观众，等等)。不仅这样的用户倾向于变为一种被雇佣者，而且，资本主义的运作更少依赖于一种劳动的量，而更多地依赖于一种复杂的定性的程式，此种程式动用了运输的模式、城市的模型、媒体、娱乐工业、感知和体验的方式—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就好像，作为纹理化的结果，资本主义能够达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完备性程度，流通的资本必然再造出、重建起一个平滑空间，人类的命运在其中被重塑。当然，纹理化持存于其最完备和最严格的形式之中（不仅是垂直的，而且运作于所有方向之上）；不过，它尤其是与资本主义的国家极（pôleétatique）相关，也即，与现代国家装置在资本的组织过程之中的地位相关。另一方面，在被整合的（或毋宁说是进行整合的）全球资本主义这个补充性的、支配性的层次之上，一个新的平滑空间被产生出来，在其中，资本达到了其“绝对的”速度，此种速度是基于机器的构件，而不再是劳动的人类组分。跨国企业制造出一种被解域的平滑空间，在其中，作为交换极(1es poles d’échange）的占据点变得极为独立于纹理化的传统途径。新的事物，始终是轮转(rotation)的新形式。当今的被加速的资本流通的形式正使得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乃至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之间的区分变得越来越相对化；毋宁说，关键之处在于纹理化资本和平滑资本之间的区分，以及前者通过种种复合体而引发后者的方式—这些复合体逾越了界域和国家，甚至不同类型的国家。
- 1440年：平滑与纹理化
① 这是传教士的一种老生常谈的叙事：不存在任何与劳动范畴相对应的东西，即便是在季节性移动放牧的情形之中（虽然它的开垦的劳作是艰辛的)。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不满足于揭示维生和繁衍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短暂性，而是进一步强调了性质的因素：对行动进行调节的连续流变，运动的多变性和自由性，所有这些都排除了储藏之可能性、并只能通过“物品运输的便捷性”来度量(«La première sociétéd'abondance», in Temps modernes, octobre 1968, pp.654—656, 662—663, 67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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