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确切地说，由此在内容和表达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何种关联和何种类型的区分？所有这一切都在头脑之中。然而，从未有过一种更具实在性的区分。我们想说，在整个层之上、渗透于整个层之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外部环境，即大脑的神经环境。它来自有机的基层，不过，后者当然并非仅仅起到基质或被动支撑的作用。它自身的组织性并不低。毋宁说，它构成了我们沉浸于其中的前人类的汤(la soupe préhumaine)。我们的手和脸都沉浸于其中。大脑就是一个种群，是一系列两极分化的部落所组成的集合体。古兰准确分析了此种汤之中的两极构成，一极依赖于面孔的运作，另一极则依赖于手，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或相关性并未阻止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实在的区分，正相反，它引发了一种实在的区分，并将其作为两种连接（作为内容的手的连接，作为表达的面孔的连接）之间的互为前提的关系。区分并不仅仅是实在的，比如分子、事物或主体之间的区分；它们现在变成本质性的(正如中世纪的人们所说的），正如属性、存在者的种类或不可还原的范畴之间的区分：物与词。在这个层次之中，我们重新发现了那种最为普遍的运动，正是通过此种运动，两种相互区分的连接之中的任何一方其自身已经是双重性的了，内容的某些形式要素在与内容自身的关联之中起到一种表达的作用，而表达的某些形式要素则在与表达自身的关联之中起到一种内容的作用。古兰首先揭示了，手怎样创造出一整个象征的世界，一整套多维的语言，它不应与单一线性（unilinéaire）的口头语言相混淆，而构成了一种内容所特有的发散性表达，这正是书写的起源。①至于第二种情况，它明显体现于语言自身所特有的双重连接之中，因为音素形成了符素（monème）（作为线性的意谓节段）的表达所特有的一种发散性内容[只有在这些情形之中，作为层的某种普遍特征的双重连接才具有了马蒂内（AndieMartinet）保留给它的语言学的意义]。好了，我们暂时结束对于内容一表达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实在区分，以及这些关系和区分在主要类型的层之上所发生的流变所进行的探讨。
查林杰想要进行得越来越快。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但他还在继续。此外，他在声音和外表上的变化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当他开始谈论人类之时，他身上的某种动物性开始展现出来。尚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但查林杰似乎当场在进行着解域。他还想再考察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似乎尤其与术语相关：我们何时才能谈论符号？是否应该说，它们遍及所有的层，而且，只要存在着一种表达的形式，就必有一种符号存在？我们可以简要区分三种符号：标记（界域的符号)，象征(被解域的符号)，图像(icône，再结域的符号)。是否应该说，在所有的层之上都有符号，既然所有的层都包含界域性，解域和再结域的运动？这样一种拓展性的方法是异常危险的，因为它酝酿着或加强了语言的帝国主义，而这恰恰是通过依赖于语言的转译或普遍阐释的功能。显然，不存在所有层所共有的符号系统，即便是以一种理论上先于符号化的符号“空间”(chora）的形式也不可能。看起来，只有当存在着一种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之间的实在甚或范畴的区分之时，我们才能严格地谈论符号。因此，在每个相应的层之上都存在着一个符号系统，因为抽象机器恰恰占据着那个允许它进行“书写”（也即对语言进行处理并从中抽取出符号的机制）的明确位置。然而，在此之前，在所谓自然的编码之中，抽象机器仍然被包含于层之中：它根本不书写，也不具有任何的自由度来将某物确认为符号(除非是在严格的动物界域的意义上)。而在此之后，抽象机器则展开于容贯的平面之上，不再拥有任何对符号和粒子进行绝对区分的途径；比如，它书写，但却在实在之中书写，直接书写于容贯的平面之上。因而，似乎有理由将严格意义上的“符号”这个词保留给最后一类层。不过，此种术语上的讨论的真正益处就在于，它同时指向了另一种危险：不再是所有层之上的语言帝国主义，或将符号拓展至所有层，而是能指的帝国主义，它作用于语言自身，作用于所有的符号机制，以及承载这些符号机制的层的范域。这里，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着适用于所有层的符号，而在于是否所有的符号都能意谓，是否符号的符号学必然与一种能指的符号学联结在一起。在这个方向上，我们甚至有可能不得不节制使用符号的观念，因为能指对于语言的首要地位要比符号在各个方向上的单纯拓展更能确保语言对于所有层的首要地位。我们想说，抽象机器的此种状况所特有的幻觉—幻想能够将所有的层掌控和操弄于双钳之间—在能指的建立之中比在符号的拓张之中可以得到更好的实现（全拜意谓所赐，语言才试图直接掌控每个层，但却不必经由每个层所设定的符号)。然而，我们还是在同样的循环里面兜圈子，我们仍然在散布同一种溃疡。
- 公元前10000年：道德的地质学
① André Leroi-Gourhan, Le geste et la parole, technique et langage, pp.26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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