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能指的爱好者们将一种过于简化的情形作为默认的模型保存下来：词与物。他们从词之中抽取出能指，从物之中抽取出与词相符合的，因而从属于能指的所指。这样，他们就稳居于与语言同质的内在领域。这里借用福柯的一个典范性的分析，它与语言学密切相关，虽然看上去并非如此：比如，像监狱这样的事物。监狱就是一种形式，“监狱一形式”，它是在一个层之上的内容的形式，与别的内容的形式（学校、兵营、医院、工厂）相关联。不过，这个事物或这种形式并不指向“监狱”这个词，而是指向其他不同的词和概念—比如“罪犯，犯罪”，它们表达了一种新的分类、陈述、转译乃至实施犯罪行为的方式。“犯罪”是表达的形式，它与内容“监狱”的形式互为前提。它根本不是一个以监狱作为其所指的能指，甚至都不是一个法律上的能指。这就击溃了所有诸如此类的分析。此外，表达的形式不能被还原为词，但可被还原为一个陈述的集合体，这些陈述在被视为层的社会场域（它就是符号的机制）之中出现。内容的形式不能被还原为一个事物，但可被还原为一种作为权力构型的复杂的物态（建筑，生活方案，等等)。这里，存在着两个不停地相互交织的多元体：表达的“话语多元体”和内容的“非话语多元体”。甚至比这还要复杂，因为作为一种内容之形式的监狱自身还具有一种相关的表达，以及它所特有的各种各样的、并不必然与犯罪的陈述相一致的陈述。反之，作为一种表达之形式的犯罪自身具有一种独立的内容，因为它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新的评估犯罪的方式，而且还是一种新的犯罪的方式。内容的形式和表达的形式，监狱和犯罪，其中每一方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它的微观一历史，它的节段。连同其他的内容和表达，它们至多牵连于抽象机器的一种共同状态，但这部机器完全不是作为能指，而是作为一种图样而运作（同一部抽象的机器，运作于监狱、学校、兵营、医院、工厂……)。为了使两类形式内容的节段和表达的节段—相互匹配，必需一整套具有双钳或（更准确说是）双头（doubletête）的具体配置，此种配置尤其着眼于它们之间的实在区分。必需一整套组织结构，它运作于分子的层次之上，将权力构型和符号机制连接起来（这就是福柯所说的规训权力的社会②)。简言之，决不应该在词与被视作与之相应的物之间或能指与被视作与之相一致的所指之间进行比较。真正的比较理应存在于彼此区分的形式化之间，着眼于不稳定的平衡或互为前提的状态。“我们徒劳地想要说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决不会处于我们所说出的话语之中。”①正如在学校之中：并不存在一门写作课来讲授与一切所指相关的伟大而又冗余的能指，而只有两种相互区分的形式化，它们互为前提并构成了一对双钳：在阅读和写作课之中的表达的形式化(连同其自身的相关内容)，以及在识物课之中的内容的形式化（连同其自身的相关表达)。我们绝不会是能指或所指，我们被层化了。
- 公元前10000年：道德的地质学
① 这就是为何叶姆斯列夫尽管有着种种保留和迟疑，但在我们看来仍然是唯一一个真正与能指和所指决裂的语言学家。许多其他的语言学家虽然看上去断然进行了此种决裂，但却仍然保存着能指的隐含预设。
② Michel Foucault，Surveiller et punir，Gallimard. 在《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Gallimard)之中，福柯已经勾勒出其双重多元体的理论表达或陈述，内容或对象，并指出它们不能被还原为能指一所指的对子。他还解释了为何他的一部前作的标题《词与物》)必须被否定地理解(p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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