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种将符号置于所有的层之中、或将能指置于所有符号之中（虽然在极端的情形之中，存在着放弃符号的风险）的拓展性方法相对，我们更为偏爱一种有着严格限制的方法。首先，存在着无符号的表达形式（比如，遗传代码就与某种语言无关)。只有在某些情形之中，层才可以被说成是包含着符号；而且，符号不能与一般的语言相混同，它只能为陈述的机制所界定，而这些机制就是如此众多的语言的现实用法与功能。然而，为何对于这些机制仍要保留符号这个词既然它们将一个表达形式化，但却并未指称或意谓着那些同时存在但却以不同方式被形式化的内容？这是因为，符号不是某物的符号，而是解域和再结域的符号，它们标志着在这些运动之中被跨越的某个阈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词应该被保留（我们已经看到，这甚至也适用于动物的“符号”)。
接下来，如果我们采用此种限制的含义来思索符号机制的话，就会看到，它们不是、或不一定是能指。正如符号仅仅指示着某类确定的层之上的一种表达的形式化，意谓自身也仅仅指示着存在于此种特定的形式化之中的某种机制。正如存在着非符号学的或无符号的表达，同样，也存在着非符号学的符号机制和非意谓的符号，在层和容贯的平面之上都是如此。对于意谓，我们至多只能说，它构成了某种机制的特征一此种机制甚至不是最有趣、最现代或最现实的，而也许只是比别的机制更危险、更致命、更专制、在幻觉之中陷得更深。
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中，内容和表达都决不可被还原为所指一能指。而且，(这正是第二个问题）它们也不可被还原为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我们不再能提出一种作为决定因素的内容的首要地位，同样，也不再能提出一种作为能指的表达的首要地位。我们绝不能将表达构造为一种反映内容的形式，即使我们赋予它“某种”独立性和某种反作用的潜能。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所谓的经济内容已经拥有了一种形式，甚至是它所特有的表达形式。内容的形式和表达的形式指向两种被预设的彼此平行的形式化：显然，它们的节段不停地交织，彼此渗透，但这是通过一部这两种形式从中产生的抽象机器、通过对二者的关联进行调节的机器性配置而实现的。如果我们用一种金字塔形象来取代此种平行关系，那么，内容（包括其形式）就变为一种生产的经济基础，它具有抽象物（I’Abstrait）的所有特征；配置则变为上层建筑的第一层，它必然被定位于一个国家机构之中；符号的机制和表达的形式则构成了上层建筑的第二层，它为意识形态所规定。至于语言，我们不太清楚它的用途：大独裁者已经决定，应该另外给它留出一个特别的位置，即作为国家的共同财富及信息的载体。这样一来，我们就误解了语言的本性，因为它仅仅存在于异质性的符号机制之中，而且它的功用是分配对立的秩序、而非使信息得以流通，此外，我们也误解了符号机制的本性，准确说来，它们表达着权力的组织或配置，而与作为某种预设的内容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无关（意识形态是最为糟糕的概念，它掩盖了所有那些实际运转的社会机器)，同样，我们还误解了权力组织的本性，它们不能被定位于某个国家机构之中，而是在所有场所之中进行着内容和表达的形式化，并使这些内容和表达的节段相互交织，最后，我们误解了内容的本性，它绝非“根本上”是经济性的，因为，有多少直截了当的经济的符号和表达，就有多少非经济学的内容。不再能通过以下方式来分析社会构型的法则：将某种能指置于经济基础之中，或相反，将些许菲勒斯（phallus）或阉割塞进政治经济学之中，将些许经济学或政治学塞进精神分析之中。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语出福柯的《词与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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