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如何界定一种语言一功能、一种和语言同外延的功能？显然，口令，集体性配置或符号的机制，这些都不能与语言相等同。不过，它们却构成了语言的实现条件（表达的超线性）；它们在每种情形之中都满足了条件，如果没有它们，语言就将仅仅停留于潜在的状态(间接话语的超线性特征)。无疑，配置自身也在变化，也在转化。然而，它们并不必然通过一种语言活动而发生变化，它们并不与多种多样的语言活动相对应。一种语言活动似乎是为进入到它的陈述之中的音位、语义、句法常量所界定的；反之，集体性配置则涉及这些常量在与内在于表述的变量相关时所产生的用法（表达的变量，非实在转化或内在性行为)。不同的常量和不同的语言活动可以具有同样的用法；而在一种既定的语言活动之中，相同的常量也可以或连续或同时地具有不同的用法。我们不能坚持此种二元论：一方面将常量视作明确的或可明确化的语言学要素，另一方面则将变量视作非语言学的外在要素。因为用法的语用学变量是内在于表述的，它们形成了语言活动的隐含预设。因此，如果说集体性配置在任何情形之中都与被考察的语言活动及语言自身同外延，那是因为它表达了非实在转化的集合体，这些转化构成了语言的实现条件，并利用了语言活动的基本要素。因而，语言一功能就被界定为既非信息性的、也非沟通性的；它不能被归结为一种意谓的信息，也不能被归结为一种主体间的沟通。而且，它也无法被用来从信息之中抽取出意义、或从沟通之中获取一种主体性。因为它是主体化的过程，是意谓的运动，它们与符号的机制或集体性的配置相关。语言一功能是口令的传递，而口令则与配置相关，正如配置与构成了功能之变量的非实在转化相关。离开一种（符号的或政治的）语用学，语言学就毫无价值，正是此种语用学界定了语言的实现条件及语言活动的基本要素的用法。
二、存在着一部语言的抽象机器，它不诉诸任何“外来的”（extrinsèque）要素
如果我们在一个社会场域之中区分了实在变化（modification）的集合和非实在转化的集合，那么若忽略每个集合自身所具有的多变性，我们就会得到两种形式化，一种是内容的形式化，另一种则是表达的形式化。既然内容与形式之间并不对立，那么内容也可以有其自身的形式化：手一工具这一极，或识物课。但它与表达是对立的，虽然后者同样也有其自身的形式化：面容一语言这一极，符号课。正是因为内容和表达皆有其形式，我们决不能赋予表达的形式以一种仅仅再现、描述或确认某种相应内容的功能：不存在对应性或一致性。两种形式化不具有相同的本性，它们相互独立，彼此异质。是斯多亚派首先提出了关于此种独立性的理论：他们区分了实物（corps）的行动和情感（并赋予“实物”这个词以最为广泛的外延，也即所有那些具有形式的内容）与非实在的行为（它们是陈述“所表达的东西”)。表达的形式是由被表达物之链所构成，正如内容的形式则是由实物之网所构成。当刀切进肉，当食物或毒物在肉体之中扩散，当葡萄酒被滴进水中，实物的混合（mélange）就出现了；然而，“刀切肉”“我在吃”“水变红了”，这些陈述表达了具有截然不同本性的非实在的转化（事件①)。斯多亚派的天才就在于将此种悖论推向极致，达到迷狂和犬儒的地步，并将其奠基于最为严格的理由之上：他们的收获，就是最早创立了一种语言哲学。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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