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两个原因阻止我们采取此种观点。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一种方言、贫民区的语言或少数语言无法摆脱某种处理方式，后者从它们之中得出一个同质性系统并抽取出常量：黑人英语同样有其自身的语法，它不能被界定为一种与标准英语相悖的错误或违规的总和，确切地说，只有将应用于标准英语的规则同样地应用于此种语法之中，才能对其进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多数语言和少数语言的概念似乎不具有任何语言学上的意义。法语，在失去了其世界性多数语言的地位之后，并未失去任何稳定性、同质性和中心化。相反，当南非荷兰语成为一种与英语相对抗的地区性少数语言之时，它就获得了其同质性。尤其是从政治上来说，这就是少数语言的拥护者们所必须实施的书写之操作，即通过赋予它稳定性和同质性将其形成为一种能够迫使官方承认的地区性多数语言[而那些强调某种少数语言之权力的作家们所拥有的政治地位正在于此]。不过，相反的论证显得更有价值：一种语言越是拥有或获得多数语言的特征，它就越是受到将其转变为“少数”语言的那些连续流变的作用。要想通过揭露一种语言引入到其他语言之中的变质来批判此种语言的世界性帝国主义，这是徒劳的[比如，那些纯粹主义者们针对英语的影响所进行的批判，对于“夹杂英语的法语”（franglais）的布热德式的②和学院式的揭露]。因为一种语言（比如英语、美语）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的多数语言，就是因为它必然已经受到了世界上的所有少数族群（minorité）的影响，这些群体运用着极为多样的流变手法。盖尔语、爱尔兰英语对英语所进行的流变。黑人英语和如此众多的“贫民区”对于美语所进行的流变，以至于纽约几乎成为一个无语言的城市。（当然，离开少数族群的语言运作，美语及其与英语的差异是根本无法被构成的。）再比如之前奥地利帝国的语言状况：德语在与其他少数族群的关联之中成为多数语言，但正是因此，它必然要受到这些少数群体的作用，由此形成为一种与德国人的德语相关的少数语言。不过，任何语言都具有其内在的、内生的、语言内部的少数族群。因而，从语言学的最为普遍的观点来看，乔姆斯基和拉波夫的立场不断地相互渗透、彼此转化。乔姆斯基会说，即使一种语言是少数的、方言的、或来自贫民区，它也只能在那些从它之中获取不变项并清除“外来的或混杂的”变量的条件之下才能被研究；然而，拉波夫会回答说，即使一种语言是标准的和多数的，对它的研究同样要依赖于那些确切说来既非外来亦非混杂的“内禀”变量。您不可能发现这样一个同质系统，它不是仍然或已经被某种内在的、连续的、被调节的流变所作用。(为什么乔姆斯基就是装作不懂呢？)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南非荷兰语的复杂情况，参见 Breyten Breytenbach，Feu froid，Bourgois；洛里(G. M. Lory)的研究(pp.101—107)清楚揭示了布雷滕巴赫(Breytenbach)的研究活动，他对于语言进行诗性处理的暴力，及其想要成为“说着一种混种语言的混血儿”的意愿。
② 布热德运动(poujadisme)：指1954年法国的布热德(Pierre Poujade)创立“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后来这个词也被转义作“目光短浅的要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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