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分析生命政治生产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又从剥削回到了异化(alienation)，正好和马克思的思想轨迹相反—但是，又没有回到他青年时的人本主义。生命政治生产以新且特别的方式昭示了异化的特征。例如，考虑到认知和情感性劳动，资本不仅异化了工人的劳动产品，同时也异化了劳动过程本身，以至于工人在工作的时候，都无法感觉到他们进行思考、爱和关心的能力。[14]之所以关注异化，还因为有些与剥削紧密相关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资本的生产性角色相关的特征已经消失了。虽然资本还会压迫生命政治劳动力，剥夺其产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为生产提供必要的工具，但资本已经不再组织生产协作。在论及机器大工业时，马克思认识到，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就是提供协作—这与剥削的机制紧密相关—也就是说，让工厂提供工具给工人，共同劳动，制定协作计划，并强制实施这种协作。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确保协作，就像战场上的将军或者乐队的指挥一样。[15]但是，在生命政治生产中，资本并不决定协作的组织，起码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甚至在最严格的、剥削最严重的情况下，如呼叫中心或餐饮业，认知和情感性劳动也会普遍摆脱资本家的统治，自主地进行协作。智识性、交往性或者情感性的协作方式通常都是在生产性相遇（productive encounters)中创造出来的，不能从外部进行操控。事实上，与其说资本提供协作，不如说是剥夺协作，这是剥削生命政治劳动力的核心要素。这种剥夺不是发生在个体工人身上(因为协作已经昭示着集体性)，而是发生在社会劳动身上，以信息流动、交往网络、社会符码、语言创新以及情感和激情的形式表现出来。生命政治剥削涉及对共同性的占有，在这里，以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
于是，资本通过外在于其自身的生命政治剥削来占有和剥夺价值。因此，当生命政治生产日益具有主导性时，经济学家更加频繁地使用“外部性”(externalities)这个概念去理解价值的增减就不是偶然的了。例如，他们说，教育良好的人口对某个具体国家的协作来说，就是积极的正外部性，正如文化低下的人口是消极的负外部性一样：企业的生产力完全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16]我们在后面会更加详细地处理外部性问题，但现在我们可以假定，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资本以外要素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因为在事实上，与传统的经济学构想不同，资本日益处于生产过程和财富的生成之外。也就是说，生命政治劳动正变得更具自主性。正如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所说，资本变得更具掠夺性，因为它想要占有和剥夺自主生产出来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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