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经济学术语，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地租取代利润，来理解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剩余价值的积累。[17]利润主要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内部活动而得以生成，地租则通常被理解为剥夺的外在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预见并且欢呼“食利者的安乐死”，以及之后作为资本主要代表的“无功能的投资者”(function-lessinvestor)的消失。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食利者阶层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时机成熟时就会消失。资本的未来属于那些积极参与到组织和监管活动中的资本主义投资者。[18]然而，在当下生命政治生产的网络中，对共同性的价值剥夺不再需要资本家介入生产之中。地租再次表现出的重要性为我们提供了洞见，通过它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金融资本，以及凯恩斯所指出的广大无功能的投资者阶层在对资本主义积累的组织方面占据核心地位，从而占有并剥夺那些外在于劳动过程而创造出的价值。
对马克思概念的最后解读：在本书及其他很多作品中我们都指出，马克思的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这个概念非常有用，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资本不再简单地在规训式装置和生产过程中吸纳之前就外在于资本创造出的劳动行为(这只是形式吸纳)，而是创造出新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劳动形式，也就是说，将劳动完全整合进资本主义的躯体内。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下，可以说资本不仅吸纳了劳动，而且吸纳了作为整体的社会，或者说是社会生命本身，因为生命既是生命政治生产过程的要素，也是其产品。资本与生产性的社会生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谓的有机的了，因为资本日益外在化，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生命政治的劳动力不再是资本主义机体内一个起作用的器官，而是变得更具自主性，而资本通过其规训性政权占有装置以及剥夺机制等，寄生在劳动力之上。有机关系的断裂与劳动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管控危机新形式的核心，这也正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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