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农关于“被殖民知识分子”进化阶段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指导，引领我们从现代性和反现代性走向另类现代性。在法农所定义的第一阶段，被殖民知识分子被最大限度地整合进欧洲文化和思想之中，认为一切现代的、好的和正确的事物都源自欧洲，从而贬低殖民地的过去与当下文化。这种被整合的知识分子比欧洲人更加现代和欧洲化，除了他们深色的皮肤。少数勇敢的被殖民知识分子进入第二阶段，反抗思想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与殖民权力。法农解释道：为了保证自己的拯救，为了逃脱白人文化的至上神话，被殖民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回归自己未知的根源，并且无论如何，让自己委身于野蛮的人民。[61]在宗主国，也很容易发现那些反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种族、性别、阶级或性方面采取类似行动，逃脱并挑战现代性的制度化等级制，同时肯定被殖民人民的传统和身份，并以此为基础和指针。法农认识到反现代性知识分子立场的高贵，同时也警告其中可能的陷阱，即要小心民族意识、黑人性(negritude)①以及泛非洲主义。其危险就在于：对于身份和传统的肯定，无论是钟情于过去的苦难还是光荣，都会确定一个静态的立场，虽然这种立场与现代性的统治是对立的。知识分子需要避免陷入反现代性的迷局中，从而进入第三阶段。“坚持传统或者恢复被忽略的传统不仅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也是与自己的人民为敌，”法农继续写道，“当人民为反对无情的殖民主义而支持武装或者甚至是政治斗争时，传统的意义就发生了改变。”[62]身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必须被转化为革命性的生成。对法农来说，革命过程的最终结果必须是新人性的创造，这就超越了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静态对立，而呈现为动态的创造性过程。从反现代性到另类现代性的转变过程，并非由对立、而是由断裂和改造所构成。
在考察反现代性与另类现代性之界限的时候，近些年在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兴起的本土性运动和话语成为一个特别复杂的领域。当然，反现代性的经典领域就是：自欧洲人入侵以来，对本土传统和身份的肯定就成了进行防御的强有力的武器。但吊诡的是，在某些社会，尤其是那些公民权利基于历史条约的社会，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权利的诉求与传统和记忆的保存是互相关联的。这些社会会惩罚那些偏离身份的行为。根据普遍流行的自由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意识形态，本土的主体被号召，乃至被要求符合本真的身份。[63]尽管如此，当下有很多本土运动和话语能够逃脱反现代性的陷阱，并走向另类现代性。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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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黑人性出自塞泽尔1939年发表的长诗《还乡笔记》。这是一个旨在恢复黑人价值的文化运动，提出了“黑人应以黑人文化传统自豪”的论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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