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大都市的共同财富以及对其进行私有化所作出的尝试，这项任务主要由城市房地产经济学完成，而这门学科亟待祛魅。我们要知道，地租和土地价值曾经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大难题。如果如斯密所说，劳动是一切价值之源，那么土地或者不动产的价值该怎么计算？当然，通过耕作和建设，劳动被吸纳入土地中，但这并不能充分说明不动产的价值，尤其是在城市环境中。说地租是垄断价格，这也没有回答核心问题。不动产的价值不能从内部得到说明，而只能借助外部因素得到理解。[26]
当然，当代不动产经济学家完全认识到，城市中一栋别墅、大楼或一片土地的价值，并不完全由财产的内部特征所决定，如建筑的质量或面积，而是同时或者首先由外部性所决定—既包括负外部性，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喧闹的邻居、高犯罪率以及周六晚上让人难以入睡的底层迪斯科舞厅；也包括正外部性，如毗邻操场、活跃的区域文化关系、思想交流圈，以及和平、积极的社会互动。在这些外部性中，我们可以看到共同性的幽灵。这些经济学家主要的关心是，外部性处于财产关系之外，因此抵抗市场的逻辑和交换。他们宣称，在有效的自由市场下，人们会作出理性决定，但是当“市场失灵”，外部性开始起作用，社会成本不再等于私人成本时，市场理性就不复存在，市场也就失效了。由此，不可思议的是，尤其是在都市环境中，不动产的价值主要由外部性决定。市场失灵是常态。最为正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因此殚精竭虑，希望发明对这种情况进行“理性化”，并对共同性进行私有化的策略，以便共同性可以被交易，并遵从市场法则，从而将污染和交通状况货币化，以保持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对等，并恢复市场交换的逻辑。[27]
我们应该注意，外部性的关键角色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标准预设。如前所述，当下的政治经济学者思考的不再是地租而是利润，同样，他们也不再思考（只是基于占有之上的）“绝对地租”，而是(基于追加在财产上的劳动价值的)“相对地租”。在生命政治生产和城市再生产的社会循环中，与外在于自身的“共同工作”相比，追加在财产之上的工作变得日益次要，因此，普遍趋势是，相对地租变得无足轻重，绝对地租日益重要。[28]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155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