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提出第一个假说：生命政治语境下的阶级斗争采取出走的形式。我们所谓的出走，是通过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从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subtraction)的过程。因此，出走不是拒绝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生产力，而是拒绝资本对生产能力日益强加的制约因素。这是生产能力的表现，通过穿越资本社会关系的豁口而逾越与资本所结成的关系。作为第一个概括，我们可以将阶级斗争的这种形式视为一种黑奴逃亡（maroon-age)。正如奴隶集体逃脱奴隶制的锁链，并构建自治的共同体和逃奴堡(quilombo)①,生命政治劳动力从其与资本所形成的关系中退出，也必须发现并建构可以让他们的生产能力得到实现的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生命形式。但是，与黑奴逃亡不同，这种出走并不必然意味着走向别处。我们可以寻找一种逃逸路线，同时停留在原地，改造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的模式。
阶级斗争依然涉及反抗资本主义控制，并攻击资本主义权力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论述，但它也要求从与资本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出走。尽管在劳动关系中，对反抗的要求是直接给予工人的工人总有说不的力量，有停止为资本提供劳动力的力量，他们颠倒生产过程的能力一直呈现在他们生产的能力之中—出走的要求倒没有那么明确。只有建基于共同性既能够进入共同性，也能够利用共同性—的出走才有其可能，而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想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甚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私有化来消除或者掩盖共同性。在考察政治组织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更为充分地考察当今社会已然存在的可资利用的共同性。
共同性的幽灵
共同性的幽灵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尽管是以被遮蔽、神秘化的形式出现。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敌对心理，资本却不能没有共同性，这在当下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追踪共同性的幽灵，我们需要注意生产性社会协作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各种各样的抽象模式。揭示共同性的某些现存形式，就是为诸众从其与资本所确立的关系中出走确立了第一步。
共同财富的一个巨大蓄水池就是大都市。正如城市和建筑史家所解释的，现代城市的形成与产业资本的形成紧密相关。地理上工人群体的集中，对资源和其他产业的接近，信息和交通系统，以及城市生活的其他特征等，这些都是工业生产的要素。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城市的扩张和城市空间的质量都由产业工厂及其需求、节奏以及社会组织的形式所决定。今天，我们正见证一个转变，那就是从工业城市向生命政治大都市的转变。在生命政治经济中，在生产过程与构成城市的共同性之间，存在日益强化和直接的联系。当然，城市不只是一个被建构的环境，不只由高楼大厦、街道、地铁、公园、垃圾回收系统以及交通网所构成，同时也需要文化实践、思想交流、情感网络和社会机构的动态结构。城市内所包含的共同性要素不只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前提，同时也是这种生产的结果；城市是共同性的源头和共同性源流的入海口。（我们会在后文的第四章以及“论身体2”中更加详细地探讨生命政治大都市的机制。)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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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巴西最初的奴隶制时期，由一小群成功逃跑的原住民们组成的抵抗团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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