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三条路线的任何一条都无法穷尽另类现代性的意义。我们的命题是，这三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所包含的反现代性的力量，虽然在过去不断遭受挫折和收编，但当今天它们与其他领域的反抗路线联合起来时，却有可能以另类现代性的面目重新出场。资本主义总体性并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对抗的消失，而是代表着反抗在生产领域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扩散的边界。我们需要将这三条路线接合起来，从而认识到另类现代性所要求的转变和人类学的转型。正如法农和格瓦拉在不同语境所呼吁的，为了打败现代性并超越反现代性，必须创造出新的人性。
从反现代性到另类现代性的转变，也昭示了当代知识分子角色的某些转变。首先，尽管对规范性结构、社会等级制、剥削等的批判依然有其必要，但这还不是知识分子活动的充分基础。知识分子必须创造出新的理论和社会结构，将斗争的实践和欲望转变为规范和制度，从而提出社会组织的新模式。换句话说，批判的志业必须不断推进，与过去进行决裂，描绘出新的未来。其次，在进步的力量中，没有先锋队的位置，甚至也没有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的位置。知识分子是且只能是一个激进分子，作为诸多奇异性中的一员，参与到共同研究的筹划中，去制造诸众。知识分子既非“外在于行动”，去决定历史的运动，也非仅作为“旁观者”对运动进行批判，而是需要完全“参与进去”。今天的知识分子与公元一世纪的基督教教父虽然在很多方面有所区别，但在某些方面却有不少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帝国之内组织穷人进行反抗权力的革命行动，知识分子不仅需要与传统知识和习俗进行彻底决裂，同时也需要创造出新的思想和实践体系，正如在今天我们必须找到摆脱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出路，并创造出新的文化和新的生命形式一样。那么我们就半开玩笑地将他们称为“新教父”(newpatristic)，其任务不仅是谴责错误、揭露幻象，不仅要塑造新的知识实践的机制，同时也要和其他人一道，参与共同研究，从而生产出新
第二章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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