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构成了第二条路线，这条路线经常会采取戏剧化甚至悲剧性的方式推进，同时，这条路线在现代性、反现代性和另类现代性的边界间不断游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中，另类路线也经常会变得面目全非甚至踪迹全无。在主导的工人运动理论中，线性进步的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经常与这样一种信念难解难分，即欧洲思想和社会是创新的根源，因此世界的其他地区只需紧随其脚步。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总是暗自以为，需要维持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产关系，进步要在“发展的阶段”中得到实现。对这种观念的彻底批判，不能让这一传统中所存在的另类路线被遮蔽。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传统中的思想家所存在的强大的两难性：在早期和后期马克思的思想中，马克思认识到，共产主义意味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同时也对自己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主义性质进行批判；在列宁的思想中重复出现这样的困境，即重新开辟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域，并且将共产主义行动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中牵引开去；在毛泽东所面对的矛盾中，是继续利用共同性去建设新文明，同时进行激进的反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利用官僚，去建设市场经济和权威主义国家，这种紧张关系在长征和抗日游击战时就存在，一直延续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虽然这个传统有失败和灾难，但在革命经验的现实中，在反对剥削和等级制的解放斗争中，以及在反现代性反抗的所有经历中，都存在一条另类路径，有可能与现代性所发明的宰制关系进行彻底决裂。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回顾并认识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结局说明，那些看起来只是规定了劳动组织的剥削和统治的社会关系切实地渗入整个社会之中。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也就是说，虽然生命权力统治完全实现了，但生命政治的力量也随之出现，从而构成了另类现代性的路线。
第三条路线将反抗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反现代性力量与种族化统治的不同变体结合在一起。如前所述，我们指出这些运动可能会陷入反动的、对立的立场，从而无法走出现代性的辩证法。但是更大的危险是，成功的反抗可能会再度催生出现代性的等级制权力关系。在那些民族解放取得成功的地方反而会产生如下情况：在少数精英的基础上，延续资本主义的财产和宰制关系，从而肯定自己在全球等级制中的低下地位，并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口都注定要过悲惨的生活。这样的后殖民国家有多少！但是在反现代性的传统中，也可能存在另类现代性的力量与形式，尤其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共同性成为斗争的基础和目标时，这种可能性就更大。这里的共同性并非只是给定的要素，如土地或自然资源，更是一种结果，源自社会关系或生命形式的网络。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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