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生命政治理性的尝试中，有两种观念为我们提供了最初向导。首先，对共同性的体验提供了一个框架，从而可以打破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所导致的认识论僵局。一旦我们批判了作为主导现代理性特征的虚假普遍性，任何推广普遍真理的尝试都会正当地受到质疑，因为这种批判不仅揭露了争夺普遍性的具体主张，同时也揭露了普遍真理得以确立的超越性或超验性基础。面对这些问题时，仅仅关注特殊知识，从而舍弃对真理的追求，其实还远远不够。共同性可以化解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我们一般所使用的“常识”①能够部分表达我们的意思，因为这些知识超越了特殊性的限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这种术语也将共同性视为某种消极的东西，由社会所给定。我们会跟随斯宾诺莎的“共同概念”(commonno-tions）理念关注共同性因为集体性的社会实践所具有的生产和生产力。就像普遍性一样，共同性也要诉诸真理，但是这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所建构的。[80]
这将我们直接带到了第二个指导性观念：认识论需要建基在斗争的领域之上斗争不仅要推动对当下宰制现实的批判，同时也要促进新的现实的构成。当我们说，真理是自下而上构建而成时，我们的意思是，真理是通过共同性的反抗与实践而得以确立的。于是，我们的生命政治概念及其发展就意味着从反现代性转向另类现代性。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生命政治的斗争，可以生产出新的现实和真理。
若要发现共同性的知识，首先要批判科学传统中的客观性伪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到这个传统的外部寻找。这是立足于内在的批判，福柯称之为“知识的造反……是去反抗中央集权化的权力效果，这些权力效果与一切科学话语的制度化和作用纠缠在一起，后者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得到组织”[81]。对科学客观性的批判与真理的政治学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政治学支撑和强化了统治的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男性主义的以及帝国主义的实践，而这种批判现在已被广泛接受，起码在激进学术界如此。让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并且这种内在的、造反的视角所特别昭示的，是一个形成中的共同主体，这种主体与超越性毫无关系。
事实上，共同性的出现吸引了很多作者去探索维特根斯坦这里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等概念所开启的认识论和政治可能性。“那你是说，人们的一致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维特根斯坦问道，“人们所说的内容有对有错；就所用的语言来说，人们是一致的。这不是意见的一致，而是生命形式的一致。”[82]我们应该强调维特根斯坦这里论述的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将真理建基于语言和语言游戏，维氏就将真理从超越性的僵化形式中解放出来，并将其置于流动的、可变的实践领域，将讨论从知转移到了行。其次，在解构真理之后，维氏也确立了真理的一贯性。语言实践是真理的构成要素，这在生命形式中得到组织：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命形式。[83]维特根斯坦的概念一方面能够避开个人的、偶然的经验，同时也能够避开超越性的身份和真理，从而揭示两者之间或之外的共同性。总之，语言和语言游戏是对共同性的组织和表达，就像生命形式那样。维特根斯坦式的生命政治从知识的领域转向了生命的集体实践，所有这些都立足于共同性之上。[84]
第二章 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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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common sense和common knowledge，两者都有常识的意思，字面意思是大家共 享的普遍知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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