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传统内很多流派对认识论的批判都与共同性有着密切关联。例如，我们早先所探讨的从梅洛一庞蒂到利维纳斯再到德里达的现象学之路，这个脉络对知识的批判就结合了对共在（Mitsein或being-with)的分析，后者也是共同性的另外一个强大概念。但是，关键不在于是否提到共同性，而在于何处提到共同性，比如说，共同性是自然而然或者本来就有的，还是立足于集体实践之上的？我们需要考虑与功能主义人类学或社会学相类似的那种原理。德科拉（PhilippeDescola)将这种功能主义概括为这样一种视角：在固定的地方，一个自然集合的所有构成性要素，其目的是延续一个稳定的总体性。[85]正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所说，“每一种身份概念的使用，必须首先对概念自身进行批判”，也就是说，对每一种“实质性身份”或自然总体性进行批判，由此对每一种共同性概念的使用也要始于自我批判。[86]由此，共同性处于吊诡的位置，既是基础或前提，同时也是过程的结果。于是，从这个论点出发，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分析的目标应该是“成为共同性”(beingcommon)而非“制造共同性”(making the common)。
当代某些人类学家与我们有着类似的路径，他们也在另类的生命政治理性中认识到了共同性的角色，从而超越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对立。例如，爱德华多·卡斯特罗(EduardoViveiros de Castro)就以巴西亚马逊丛林印第安人的非现代本体论为立足点，去批判现代认识论的传统。他大胆地从美洲印第安人的视角出发，颠覆一系列的现代哲学立场，并解释这样一个事实：美洲印第安人将动物和其他非人物种也视为某种人类。如此一来，人类与一般所谓“自然”的交往就成了“社会关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哲学（从康德到海德格尔）认为视角创造了客体，但这里的视角却创造了主体；现代哲学认为只存在一种自然和多种文化，但这里却只存在一种文化（所有物种都算作人类）和多种自然（占据不同的世界)。卡斯特罗由此发现，与现代哲学的“文化多元主义”不同，美洲印第安人拥有“自然多元主义”：“一种文化，多种自然—一种认识论，多种本体论。视角主义意味着文化多元主义，因为一个视角并非一种表征。视角并非表征，这是因为表征总是思想或精神的属性，而视角却总是从属于身体”，另外，“我所谓的身体’并非意味着一个独特的实体或固定的形态；身体在这个意义上是感情或存在方式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构成了惯习(habitus)”[87]。多元本体论并非意味着要对存在进行固化的分割。在其对雅韦维提(Araweté)宇宙论的研究中，卡斯特罗描绘了这样一个宇宙，那里生成先于存在，与他者的关系不再只是确立身份的方式，同时也成了恒定的过程：成为美洲虎，成为他者。[88]我们这里的目标—同时也是卡斯特罗的目标，并非要提出非现代的美洲印第安人本体论，而是利用这种视角去批判现代认识论，从而将其推向另类现代性的理性。正如我们在讨论维特根斯坦时所看到的，这里也需要从知转向行，从而生成杂多的存在，这些存在不断向他者展开，通过身体的视角而得到揭示。而身体，就是感受和存在方式的集合体，也就是说，是生命形式—所有这些都立足于制造共同性的过程之中。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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