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那种将自然视为固定不变的、与文化和社会互动相脱离并先于后者的观念已然成为政治思想的障碍。他们已经证明，自然处于不断被建构和被改造的过程之中。例如，巴特勒就通过质疑自然的固定性，挑战传统的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区分。巴特勒解释道，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想的主流考察社会性别如何被塑造，并社会性地被建构，却认为生理性别差异是自然的、生物性的，因而是永恒的。她论证说，不只社会性别，生理性别也是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因此她跟随福柯认为，生理性别和生理性别差异也是话语结构的产物。这并不是说生理性别与生物学或身体毫无关系，而是说，我们关于生理性别的知识和思想乃至我们的理解模式，都完全内嵌在规定性的社会话语中。[46]其他女性主义学者从科学和生物学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自然根据社会建构和实践而进行自我调整。福斯托一斯特林(AnneFausto-Sterling)探索自然和身体如何通过社会交往而不断被改造，特别是我们对自然性别和自然性别差异的理解如何完全内嵌在社会与文化的实践和意识中。她论述说，甚至人类的骨架架构这个在我们看来属于自然界中最为固定的身体组成要素之一，也需要受到外界的刺激才得以发展，同时也根据其在成长期与身体实践—很多是具体的社会性别实践—的复杂关系而作出各种各样的调整。文化塑造骨架。[47]当然，这并不是说，自然就不存在了，而是说，自然不断被社会和文化交往所改造。自然处于变化之中，这个论断与构成本体论(constituent ontology)的哲学命题紧密相关—存在也处于社会行动和实践所引发的变化过程中。用斯宾诺莎的术语来说：上帝，或存在，或自然，并非与世界中诸样态的互动相隔离，并先于后者，而是完全由后者所构成。[48]
这些对自然可变性和可塑性的论述指向了共同性问题—事实上，自然不过是共同性的另一种说法。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之前对共同性所区分的两种内涵。虽然传统观念将共同性视为外在于社会的自然世界，但是对共同性的生命政治认识却渗透进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不光指向大地、空气、诸元素，甚或动、植物生命，而且也意指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如共同语言、习惯、手势、情感、符码等。根据传统观念，如在洛克和卢梭看来，社会的形成与历史的进步不可避免地要摧毁共同性，将其垄断为私有财产，但共同性的生命政治观念不光强调维护共同性，同时还强调保护生产共同性的条件，并且对其特征进行选择，去芜存菁。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同性的生态学—这种生态学同等关注自然与社会，以及处于动态的相互依赖、相互关怀和相互改造过程中的人与非人世界。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诸众若要政治化，并不需要像传统主权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脱离自然状态，而是需要动员对共同性的改造，这种改造在自然、文化和社会的层面同时进行。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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