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性的改造将我们直接带向了主体性生产的问题。如果我们记得所谓的后现代争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如何白热化的，或许会有所裨益。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普遍关注意识的生产。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立场重复了经典法兰克福学派的论断，即异化意识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来的，具体地说，是由其文化工业、消费的命令以及商品文化所生产出来的，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态度却被他们的欢呼所取代了。主体性在商品化的资本主义文化圈中生产出来，在某些人看来，这预示了某种基于游戏和偶然性之上的自由观念。另一方面是那些维护主体性的现代主义者，他们不仅借用理性、现实和真理的名义，还打着解放政治的大旗。在他们看来，外在于权力运作的稳定主体对政治的基础来说是必要的，如阶级政治、种族政治、女性主义和其他身份政治问题。我们以简单的语言所描述的这两种立场垄断了最为常见的讨论，但是与我们的观念最为接近的第三种立场，在同时期由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Guattari)所发展。这些作者在体制结构、心理分析话语、国家机器等机构中聚焦主体性生产的社会机制，但是他们认为主体性通过权力的装置而得以生产，这并不值得乐观，也不值得悲观。他们将主体性的生产视为政治斗争的首要领域。我们需要介入主体性生产的循环，从管控的机制中逃走，并构建自主性生产的基础。[49]
主体性生产的政治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共同性转变的经济过程。生产观念、符码、图像、情感和社会关系等的生命政治生产被直接视为人类主体性的构成性要素：这个领域就是主体性得以生成并寄居的场所。有人可能依然认为，经济生产就是主体与自然间所发生的互动关系，是客体通过劳动而得到改造的过程，但是生命政治劳动所改造的“自然”日益成为主体性自身。经济生产与主体性之间的这种关系抽空了传统的劳动过程观念的基础，并创造了一个可能令人眩晕的圆环。但是，我们可以从共同性转变的视角来面对生产过程问题，从而理解这些表面上的吊诡现象。很明显，这种作为生命政治生产核心的经济过程也是一个本体论过程，在此过程中，主体性和自然都得到改造和构成。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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