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诸众理解为一种存在，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制造或者说，一种并非固定或者静态的，而是不断得到改造，不断被丰富，由制造而得到构成的存在。这是一种独特的制造，因为并不存在制造者。在主体性生产的过程中，诸众就是自己不断生成他者的制造者，也是集体性自我改造从未间断的过程。
从成为诸众到制造诸众
一旦我们的视角从成为诸众转变为制造诸众，一旦我们认识到诸众是奠基于共同性之上的不断转变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回应之前所提到的对此概念的质疑和批判。第一个质疑认为，诸众无法进行政治行动，因为没有霸权对其进行统一化。问题在于，是否只有霸权性的、统一性的主体才有政治行动的能力，扁平化组织的杂多性是否也有此能力？我们可以通过之前的经济学考察来回应这个问题。生命政治生产能且只能在共同性的领域进行。观念、图像和符码，这些不再只由天才或者大师生产，让学徒做帮手，而是由相互协作的生产者所构成的庞大网络所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变得日益自主，资本的剥夺和管控机制也成为组织生产力的障碍。生命政治生产就像是没有指挥家而正常演奏的乐队，一旦有人走向指挥台，这个乐队反而会鸦雀无声。
生命政治的经济生产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政治行动的形象类比：正如广阔的社会杂多性生产非物质产品和经济价值，诸众也有能力去生产政治决断。这不只是一个类比，因为同样的能力已然付诸实践，它对一方来说是必要的，对另一方也同样是充分的。也就是说，生产者以计划的方式自主地组织协作和集体生产的能力对政治领域也具有直接性的启发，为集体决策提供了工具和习惯。在这个方面，阿伦特（HannahArendt)等思想家所设定的经济生产和政治行动之间的裂缝就被弥合了。阿伦特的政治概念主要聚焦于多元性与自由，认为政治行动是奇异性在共同世界中进行交往与协作的领域。她将这种形式与工具人(Homofaber)的经济领域区分开来，因为后者属于工作场所，并且不得不工具性地制造产品。她论述说，经济生产者必然会鄙视行动和言辞，他们认为政治不过是无所事事和无所用途的闲谈。工作只是狭隘地指向一个目的，以至于“生产过程的力量完全被终端产品所吸收和耗尽”，而政治过程的力量却永远不会在产品中耗尽，而是会成长，“其结果会繁衍；在人类事物的领域中，延续下去的就是这些过程，而它们的延续是没有尽头的，虽然物质会消失，人会死去，但它们却会像人类本身一样，延续下去”[50]。阿伦特明确地指向物质生产的经济范式，并以工厂作为她的典型，但是一旦注意到生命政治生产，我们就会明确地看到，她所赋予政治的一切特征也可以同等地应用于经济领域：诸如奇异性的广泛多元性在共同世界中进行协作，对言辞和交往的关注，以及既基于共同性又生产共同性的这个过程的连续性。这就是我们使用“生命政治”来命名这种生产形式的一个原因，因为经济能力和行为本身就已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这里我们应该注意，阿伦特也区分了第三种人类根本性的活动，她称之为劳动。她头脑中的劳动对应于身体的生物性功能，因此是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她解释道，这种劳动的条件和目标就是为了生命本身。当然，阿伦特最初试图将劳动的这个概念作为标准，将政治领域与需求领域区分开来，但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这种区分也彻底失效了。政治也许从来没有真正与需求领域和生命脱离开来，当下生命政治生产的目标日益成为生命形式的生产。因此，我们有了“生命政治”这个术语。于是，对制造诸众的关注让我们认识到，生产活动同时也是自我一制造的政治行动。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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