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轻松地回应与诸众政治能力相关的第一组质疑。的确，政治行动和决断所需要的对奇异性的组织并非直接或者自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霸权和统一化，主权和统一性权力的形成不论是国家、政党还是人民就是政治的必要前提。自发性和霸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诸众可以通过在共同性中所进行的冲突性或协作性交往而发展出组织自身的力量。尽管有人识别出这种趋势，但还会有人质疑，诸众是否为这种责任而准备就绪，是否完全具备了政治性的组织、行动和决断的能力。记住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的警告：永远不要依赖理想的或者想象的人民发动革命。他断言说，俄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统治自己，而是需要一个霸权性力量去引领他们走完过渡阶段。他们在工作中被训练，需要接受臣服、监管、“监工和会计”：他们在工作中有老板，在政治中也必须有老板。[51]列宁的警告中所包含的逻辑触及了我们之前的论述，即在当代经济中，生命政治生产取得霸权的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品质和能力。如果我们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以及社会生产中实质性地确立自我组织和协作的能力，那么诸众的政治能力就不再是问题。
与诸众的政治方向是进步还是反动，是反对还是支持权力的体制相关的第二组质疑并不容易回应。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出了反抗的概念，那就是反抗先于权力，因为权力只有作用于自由主体才会起效，因此，尽管反抗“内在于”权力，却并不必然就强化或者重复权力结构。我们也考察了事件的生命政治观念，但与那种将事件视为“自外而来”的观念不同，在后者那里，唯一的政治责任就是忠于事件以及事件所昭示的真理，在事件到来之后维持纪律。持那种事件观的人，只能靠弥赛亚的狂热去等待另外一场事件的到来。生命政治事件就栖身在共同性生产的创造性行动中。的确，在创造行动中存在神秘的要素，但这是每天都产出自诸众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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