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反抗和事件的创造还不能确立诸众的政治取向。共同性的特征及其与诸众的关系对我们有所启发。马舍雷认为，共同性的造反特质总是逾越权力的界限。他写道：“经由共同生命，我们必须理解集体创造的所有形象，这些形象能够让协作与合作发挥作用。这个网络一旦运作起来，就能够无限扩展下去。这就是为何共同生命能够逾越其所要反抗的所有体制和所有固定秩序的原因。”[52]基于共同性的诸众总是可以逾越权力的界限，这个事实就表明其与统治体制的不可兼容—这就是其反体制的特性—但还不能说他们已经确立了解放性的政治取向。
诸众政治方向的一个面相就在于，它从在社会机构中所积累的所有共同性的腐化形式中出走，这些机构包括家庭、企业和国家。诸众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共同性进行甄别。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些机构的共同性主要是因为等级制、分化和限制而被腐化，它们阻碍了主体性的生产，更有甚者，阻碍了共同性的生产。通过甄别和出走，诸众必须利用共同性再度启动其生产过程。
政治取向也应该在制造诸众的过程中得到定义，不过我们不仅要将这种制造视为诸众的政治构成，而且也要理解为他们的经济生产。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通过利用并生产共同性，诸众不断地在改造自己。这让我们想起马克思对傅立叶乌托邦思想的赞美：无产阶级就是处于转变之中的主体，不仅通过劳动，而且还通过在工作束缚之外的闲暇时间所进行的社会化的、协作性的、创造性的行动而得到改造。马克思扩展了傅立叶的洞见，他解释道：“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53]。诸众基于共同性的扩张和在生产中的自我改造为诸众在政治领域中的自治明确了最终方向。
但是，所有这些由生命政治事件所激发的要素，一方面在逃避共同性的腐化形式，另一方面致力于扩大有益于共同性的生产，却依然没有充分确定诸众的政治取向。这里我们需要直接介入组织问题，因为这是诸众的特征—进步、解放和反体制—必须在自己持久的机构中受到检验和强化的部分。这将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首要任务之一，我们会在“论奇异性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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