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善抑或恶，这是个错误的问题，因为将政治人类学的分析奠基于任何不变量都会导致死路一条。问题不是用什么不变量去定义人性，而是人性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关于人性（如果我们要保留这个术语的话）最为关键的事实是，它可以而且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真正的政治人类学必须关注这个变化的过程。这就将我们带回到通过组织和自我转变从而制造诸众的问题中。善恶问题只有在诸众的制造开始之后，在其进行筹划的语境中才能真正谈及。
我们反对关于人性恶一成不变的看法，但并不打算取消这个词。恶的确存在。我们随处可见。但是恶的问题可以这样来认识：我们需要理解其谱系，从而掌握对抗恶的能力。政治人类学的悲观看法承认恶的存在，却将其视为恒定的东西，这就阻碍了任何试图去理解其起源的尝试，结果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恶就是在(eviljust is)。
我们的政治人类学观点是，将恶视为爱与共同性的衍生和变形。恶是爱的腐化，从而成为制约爱的东西，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恶是共同性的腐化，从而成为阻碍生产和生产力的东西。恶并没有原初的或最初的存在，与爱相比，恶只是次生的东西。之前我们谈及爱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的腐化；那里我们不仅分析了共同性因为资本主义占有和私有化而遭受的破坏，同时也指出，共同性在家庭、企业和国家中的腐化都被制度化了。恶既是腐化也是障碍，这种双重位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初的标准。
以这种方式提出恶的问题，让我们可以回到斯宾诺莎的概念，后者可以成为我们谈论爱的政治的典范。我们应该以斯宾诺莎式的几何论述开始：在感觉层面，它指认出对生命的努力（conatus)和对生命的欲望；这种努力基于并指向欲望(cupiditas)；而欲望最后又在爱(amor)中得到强化和肯定，后者在理性中运作。这个顺序的运动并没有涉及否定欲望并没有否定努力，爱也没有否定欲望而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如此欲望和爱都逐渐成为生命的强大努力。这个过程直接就是政治性的，因为这个顺序的术语所指涉的对象都是集体社会生命的形成，乃至更宽泛地说，是共同性的构成。斯宾诺莎写道，既然每个人都害怕孤独，因为没有人在孤身一人时可以自我防卫，并获得生活必需品，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人自然要求政治状态；人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状态。[66]这段话与17、18世纪其他作者的描述非常相像，他们在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否定自然状态，但是根本的差异在于，斯宾诺莎以肯定的、积累的方式推进问题：为自由和共同性所作出的努力就存在于生命最基础的层面；然后是欲望开启共同性的建构；最后，爱强化了那些形成社会的共同制度。人性没有被否定，而是在这个顺序中得到了转变。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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