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斯宾诺莎是最为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认识到，经由爱对共同性的社会建构并不会顺利进行，人类也会成为障碍的制造者。从表面来看，他的解释是，人类因为无知、恐惧和迷信，会创造出障碍和恶。为了对抗恶，我们必须克服无知和恐惧，并消灭迷信。智识的真理和意志的正确运用是恶的解毒剂。但任何斯多葛主义者都会这么说！斯宾诺莎的不同之处在于更深的层面，那就是，思想和身体的教育或训练都是基于爱的现代运动。他并不像奥古斯丁那样将恶视为存在的空无(privation)；他也没有将恶视为爱的匮乏。恶不过是变坏的爱，是腐化的爱，从而阻碍了爱的运作机制。无知、恐惧和迷信也并非知识的匮乏，而是知识的力量变成与自己相对立的东西，身体的力量也被扭曲，并受到阻碍。最终说来，爱是创造共同性的力量，而恶是消解或者腐化共同性的力量。
这就让我们可以因为斯宾诺莎而明白，为何人们总是为了自己的奴役而斗争，好像被奴役就意味着自己的拯救，为何有时穷人会支持独裁者，为何工人阶级会投票支持右翼政党，为何受欺凌的夫妇或孩子还要保护虐待他们的人。这些情形都是无知、恐惧和迷信的结果，但将其称为虚假意识并不能解决问题。向被压迫者灌输真理，指导他们争取自己的利益也于事无补。人们为了自己的奴役而斗争，这并不难理解，其实这就是变坏的、失败的和被扭曲的爱和共同体所导致的结果。当我们对抗恶的时候，首要的问题是，到底是哪种爱变坏了？哪种共同性被腐化了？人们会沉迷于变坏的爱以及共同性的腐化形式。令人难过的是，这些通常是人们所知道的爱和共同性的唯一形式！在这个语境中，斯宾诺莎以医学的框架来思考伦理学，是完全合理的：治疗身体和思想的疾病，但更为重要的是，识别出我们的智识和身体能力如何被腐化，如何反对它们自身，成为自我毁灭的东西。或许这可以解释弗洛伊德会对斯宾诺莎这种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医疗模式如此着迷的原因。
但这还不仅仅是医疗模式。伦理学和政治学在“力的本体论”(ontolo-gyof force)①中走到了一起，这种本体论取消爱和力之间的分别，而这曾是诸多形而上学、先验的和宗教的视角都试图去强化的。从唯物主义视角来看，爱是存在与力关系中的关键要素，正如力让爱的力量得以实现一样。例如，马克思说道，“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唯物主义在它的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这些物质形式是“本质的力量”，被赋予了“趋向、生命力、紧张”，甚至是“物质的痛苦”[67]。在爱和力之间，存在着某种怪异的关系！这种怪异性，这种体现自我和他人之间关系的充溢的力量，是每种社会制度的基础。我们已经看到，斯宾诺莎如何在从自然倾向的物质性到理性的、神圣之爱的运动中提出制度的发展问题。这种运动在诸众中组合孤立的奇异性。虽然来自完全不同的视角，但我们仍能在维特根斯坦关于痛的沉思中发现类似的东西，这种东西除非通过构建共同的语言经验，并最终确立共同的生命形式，否则就不可得到言传。斯宾诺莎的孤独和维特根斯坦的痛，两者都是存在匮乏的表象，将我们引向共同性。力和爱共同锻造了对抗存在的腐化及其所导致的痛苦的武器。[68]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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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与作为力量的power区别开，这里我们将force翻译为“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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